才会将这个制度普遍开来。
这个制度并非始于今日，其实在唐宋之间就已经有了。但是也是在明中叶，才扩散开来，到了晚明，全天下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了。
一直到民国时期。
任何经济行为的扩散就是有利益驱使的。
没有好处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
之所以这样在后世被批判的剥削模式，能够扩散全国，却是因为这种生产模式，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
因为明中叶南方，几十年的太平人口滋生，形成了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地少人多。
地少人多的情况之下。想要高产，自然不能选择扩大耕种面积，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模式那就是精耕细作。
但是精耕细作要花费的精力人力物力，是寻常耕种的好几倍。佃户自然不愿意再与地主分成地租。
而很多地主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家，在改换门庭之后，就会不直接主持土地耕种了。
所以如果是分成的田租，对他们这些不经营土地的地主反而是麻烦，特别是很多书香门第来说。
说是耕读人家，但是有几个真的是耕了？
所以，这种定额的地租对他们也是方便。
但是对朝廷来说却未必方便了。
一田二主，但是朝廷黄册之上，却只能有一个名字。有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想想就知道这上面要多事了。
除此之外，还有官田的问题。
甚至说官田是最开始用永佃制度的，原因很简单，朝廷文武百官哪里有精力关注土地收成，直接将官田的地租当做一种特殊的税种，加到官田之上，跟着赋税一起上缴衙门就行了。^m
这也就构成了江南官田重赋的原因。
官田都是好田地，甚至严禁买卖，但是还是有人卖，本来即便是卖，卖的也是永佃权。但是官府很少直接管理官田。
就让官田有了二地主，即他将永佃权卖给农民，从中间又抽了一成。
这也是永佃制度的问题所在。
在明代永佃制度大抵是一田二主，但是到了清代甚至有了一田三主，一田多主。
让地主的生产属性越发淡了，反而金融属性，也就是食利属性也就越发明显了。
这也是本朝为什么要土地改革的原因。
不清理这个阶层。农民的产出就会被一层层的剥削，最后国家收不上来税，农民不堪重负，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无法改变。
当然，这是永佃制度走到末期的时候。
而今永佃制度正是初生之时，散发着勃勃的生机，特别是大明开国以来，一直鼓励开垦荒地。很多农民都自己开垦荒地，将土地的田底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给地主，自己保佑田皮，也就是土地的耕种权力。
之所以这样做，却是因为很多原因，比如说成本。
开荒是需要成本的，但是真正干活的百姓偏偏什么资本都没有。比如官面上的事情，毕竟有些时候，是不是荒地，不是你说了算，而是官面上说的人说。
能不能开垦也是要有人出面的。
这个制度，也极大的刺激了开荒。
最少朱见濬虽然感到麻烦之余，对这一个制度并不是多反感的。
就这样朱见濬每日就做不完的事情，即便有张懋等人分担一些，但依旧很忙，一边忙碌一边将江南的大致情况从文书之中看得七七八八了。
寇深自然也不会真将朱见濬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吏员。
在朱见濬埋头苦干一个多月之后，寇深派人去请朱见濬了。
朱见濬自然也是明白这一点，他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的。
寇深见朱见濬的时候，屏退左右，相互行礼，自然是以对待太子的礼节来招呼朱见濬，两人寒暄了几句，寇深看着书桌上已经被朱见濬整理过的文书，轻轻一笑说道：“太子的算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