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平复了些心境，方羽收敛神色，正色道：“晚年读史，方才深刻体会历朝历代在前朝基础上不断打补丁、补漏洞的深远意义。为防藩镇割据局面再度上演，避免地方尾大不掉，本朝自立国之初便重文抑武，但此举亦引发诸多恶果。
可喜的是，本朝的税基重心不再局限于田赋农税与力役，而是以商税为主。京师设有都商税院，凡州县皆置商税务。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天禧之后，商税年额大约为八百万贯。
熙宁十年，仅华亭县辖下的一个小小的青龙镇，商税收入已至一万五千贯。
此处所言商税，仅仅指过税与住税，并未包括茶、盐、酒的禁榷（què）税与市舶收入。单以每年含专营收入的酒税而论，岁入约在一千两百万贯左右。
与大唐相比，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岁入税钱不过一千万八千余缗，本朝南渡前年均税钱已增至约五六千万贯，南渡后年均税钱则升至八九千万贯。”
“哇，这么多！那打仗就不愁没军饷了，也不会担心军士哗变了！”曹仁安不禁大喜过望。
方羽却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似乎有些怔怔出神。
沉吟了一下，他才徐徐说道：“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啊？这是何故？是朝廷开销增大了吗？可南渡后不是自官家起一直节衣缩食么？”曹仁安大惑不解。
方羽面容惨淡地笑了笑，道：“账面上的数字是增加了，可是……”说到这里，不禁摇头叹息：“先有六贼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miǎn）、王黼（fǔ）、童贯等人贪赃枉法，祸乱朝纲，后有军费暴增，再有君臣挥霍无度，以及冗官俸禄赏赐过多。
徽宗时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miǎn）添恨于东南，诸贼于庙堂之上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以致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
绍圣初期，京师一地驻军月支出仅有四十余万贯；崇宁年间，军资每月支出增长至六十万贯；及至宣和年间，更是暴增至令人咋舌的一百二十万贯。
徽宗朝冗官俸禄，各种赏赐攀至高峰，铺张浪费不可不谓之巨大。可朝廷不但未裁撤冗员，还不定期赏赐大小官员宅第。至若各地官吏公款吃喝，朝廷从不多问，甚至连一些官员的家仆随从的花销、喂马饲料钱都由官府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蔡京还认为天下太平，劝说官家纵情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苑、道观，让脆弱的朝廷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曹仁安忿忿地说道：“这些奸佞邪贼实在是太可恶了！”
方羽眼神中充满了忧虑，缓缓说道：“靖康之耻发生前，朝廷财政已有捉襟见肘之端倪，为了弥补亏空，于是朝廷将目光投向了百姓，颁令增加税收。但朝廷实施的‘方田均税法’造成土地大量集中，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世家在当地手眼通天，想尽一切办法瞒报逃税。如此一来，朝廷迫于无奈，饮鸩止渴，只得改为通过税赋折变向底层百姓收税，从而酿成苦果。各地农民纷纷破产逃亡，农田荒芜，生产也陷入了停滞。”
“那为什么不增收商税呢？”曹仁安有些不解，反问道。
方羽摇头惨笑：“商税嘛，早就动过脑筋了。连田税都增加了，又岂会放过商税？呵呵。南渡前，朝廷大量增加商税，甚至重新修订商税则例，将历年增加的商税全部合法化。
可此举一出，却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税收反而减少的窘境。
于是，朝廷又将目标瞄准了官府与民间百姓之间的商贸，有时官府‘和买’绸绢还不给现钱，几乎等同于白拿。
凡此种种做法，不但破坏了稳定，还导致税收持续减少。日复一日，愈来愈严重的盘剥终于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造成了大量的农民起义，仅徽、钦二帝在位的二十八年间，成规模的起义就多达四十余次，其中包括街头巷尾人尽皆知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听罢方公所言，曹仁安眼神中的光渐渐变得有些黯淡，不由感慨道：“治大国太难，还真不是如烹小鲜啊！”
“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知是哪些朝臣出的馊主意，想起了在交子上作文章。采用的解决方法，不是治本，而是着眼于铸行虚值大钱，滥发钱币，此举亦是饮鸩止渴啊！”方羽痛心疾首言罢，原本平放于衣服上的拳头，双双紧握，微微发抖。
“景德二年，张咏六十岁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最初只是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的一种纸币，用以代替铁钱在蜀中使用。西蜀邛州盛产铁矿，故蜀中较多使用铁钱，十枚铁钱当一铜钱。每千铁钱之重量，大钱二十五斤，中钱十三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五百斤，须用大车往载。交子本意只是出于简便交易，奈何……唉！”曹仁安感愤之余，欲言又止。
这时，方羽又道：“崇宁年间，朝廷‘当十钱’用料为每贯约重十五斤，比原来少了一半。原本每枚铜钱应重三钱，十钱重三两，千钱则应重三十斤。如此一来，人们很快发现只用几个旧钱的份量就可以改造出一个新的‘当十钱’来用，结果引发民间疯狂盗铸，市面上小钱几近绝迹，物价飞涨。而‘当十钱’也因过于泛滥而贬值，民生凋敝。
除此之外，夹锡铁钱、交子等也因为过度滥发而贬值。陕西、河东原值钱五至七贯的钱引，到了威州仅值一百文。‘钱引’持续滥发之下，一贯钱引也只值几十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