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
张仕一
（扶正阁幽州，辽西郡 0）
摘要：东秦时期，北方门阀士族不断发展，其势力日益强大，成为当时政局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面对强大的门阀势力，东秦统治者不得不对其进行拉拢和利用，但是，门阀日益壮大的势力和其对朝政的影响，无疑也威胁到了东秦的君主专制。因此，以秦光宗与秦穆宗为代表的东秦中后期皇帝在其在位时期，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图抑制门阀势力的发展。但光宗与穆宗采取的手段与取得的结果不同：光宗以“佞幸”掌“机要”之职这一较缓和的手段，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最终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结果；而穆宗以“寒门”任“台相”之职这一较激进的手段，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最终取得了基本失败的结果。
关键词：东秦；秦光宗；秦穆宗；门阀；君主专制
形成于梁朝中后期的北方门阀，在历经了数百年发展与积累之后，到东秦中后期，已经成为朝堂上极为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占据了朝堂多数高级官职。而北方门阀势力的发展以及其对东秦朝政的影响，极大地阻碍了东秦君主专制的发展，因此，对专制君主（东秦皇帝）而言，他们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必须要加以控制和利用门阀势力；但在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他们也必须要采取相应手段，对日益壮大的门阀势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从而维护自身的专制皇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东秦中后期的两位君主——秦光宗宣皇帝秦寂与穆宗成皇帝秦宪，选择了各自的方式，以试图对东秦中后期强大的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本文拟从此角度切入，利用现存史料，对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进行探讨。
一、东秦前期门阀势力的政治实态
依靠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与特权，以河南郜氏、荥阳刘氏、河东薛氏、京兆冉氏、清河刘氏、濮阳邓氏、魏郡冯氏、鲁郡薛氏、鲁郡严氏等为代表的北方门阀士族，在经历梁朝中后期的长期积累与发展之后，到东秦建立之时，已经形成了十分强大的势力，并在东秦前期的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
出身京兆冉氏的冉季在秦高帝尚在成都之时，就已经担任“侍中、秘书郎，文书拟写，皆因之”。1此后又担任“秘书令”，并在秦高帝取得扬州后出任扬州刺史。
出身魏郡冯氏的冯涤也在秦高帝尚在成都之时就已经担任“尚书左仆射”，“凡诸大事，不能决者，咸来问请。”2并且，从冯涤初入蜀时的话语中，也能感受到当时门阀势力的强大：
高帝既称王，冯涤闻之来投，高帝嘉之，以为尚书郎，涤不悦，曰：“我来自为公辅之位，傥不如是，尚可为令丞也。”帝异之，以为尚书左仆射，条决政务，断定如流，号为平允，人皆服之，凡诸大事，不能决者，咸来问请。3
尽管冯涤面对尚书郎的位置仍然表示“不悦”或许与其自身“少有志向，每以为当至公辅”的情况有关，但其在刚刚“闻之来投”时便敢叫出“公辅之位”或“令丞”的要价，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门阀势力的强大带来的政治地位。此后冯涤历任司隶校尉（期间曾负责留守成都4）、尚书仆射，并且在东秦初期的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
（开阳）九年，擢为尚书仆射，总典尚书事宜（注曰：时圣王为尚书台令，然王在西京，故东都尚书事宜，皆受涤典），政国决策，咸有参豫。时圣王在西京，帝于东都，文事决于冯涤，兵谋赖于郜芝，时以为双璧。5
前引《冯涤传》中东秦前期洛阳“兵谋”所赖的郜芝，也是“世为中原大姓”的河南郜氏的代表人物，其在投降东秦之后，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常参机密，军国大略，多有谋谟”，“兵马粮草、军用调度，多出其手。凡戎马之事，咸有参预”。并在开阳十八年夏之后同时兼任“兵部尚书”与“司隶校尉”，“位兼文武，当时以为荣”。6
此外，刘祁（荥阳刘氏）、刘艺（清河刘氏）、邓光（濮阳邓氏）、薛辅（鲁郡薛氏）、薛宽（河东薛氏）、严豫（鲁郡严氏）等北方门阀势力的代表在高帝一朝也往往能够被授予高位，其中甚至不乏从梁朝一方投降东秦的降臣。7他们最终能够身登高位，有的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所谓“奉顺天道，赞佐高祖”的“前梁之大族”；8有的不过是“荫门阀之资”而最终“为重任之臣”。9
到了秦太宗时期，为抑制军阀势力，太宗也极为重视拉拢和利用强大的门阀势力，大量纳门阀之女入后宫，10邓甫（濮阳邓氏）、冯奥（魏郡冯氏）、冉芸（京兆冉氏）、郜棠（河南郜氏）、刘布（清河刘氏）、薛廉（河东薛氏）、薛永（鲁郡薛氏）、严豫（鲁郡严氏）、邓觉（濮阳邓氏）等门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也得以身居高位。?直到孝宗、恭宗时期，这一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到赵氏专权篡位之时，一些门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甚至表达出极其愤怒的态度：
三年，赵氏篡逆，欲以其为司徒，送官印、拜章，（郜）觉弃印，毁章，厉声对使者曰：“高皇帝龙兴除暴，得以承天，赵氏食其俸禄，为之鞍马，何今日敢篡之？无有伯父元勋而侄为逆臣者（注曰：言其伯父郜芝为开秦元勋）。”其子众劝之曰：“官可不受，何骂之？恐至夷族祸也。”觉殴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其杀我如何？但县我头于洛阳东门，观宋王之入也！”赵献闻之，大怒，欲杀之，其参佐马赴劝之曰：“四海门阀，郜氏为第一，从不能用之，亦不可杀也。”献遂止，觉乃还乡。?
赵献在听到郜觉的发言之后，“大怒，欲杀之”，而被马赴以“四海门阀，郜氏为第一，从不能用之，亦不可杀也”为由劝止了下来，更加体现了当时门阀势力之强——即使最高统治者不能与其合作，也不敢与其彻底对立。
总而言之，上述事实表明，在秦光宗之前的东秦前期，门阀势力已经极为强大，成为当时政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二、秦光宗以佞幸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秦光宗讨伐赵献之时，门阀势力就已经参与到了其中，并被授予高官，光宗也以纳门阀之女为后、妃的形式，试图与门阀结盟：
时赵氏跋扈，涛以为朝廷当有危县，求出为守牧。二年，出为扬州别驾。（登丰）三年，赵氏篡逆，扬州刺史宋王举义，（冉）涛从之。宏长元年，光宗即位。时行台诸公卿，多久在州郡，不解中京仪轨，涛乃尽数规画，使行台法制朝礼，粗具其仪，帝大悦，以之为侍中。?
光宗登基，征（邓迢）为礼部员外郎。宏长三年，擢礼部侍郎。六年，拜秘书监。?
中兴初建，光宗既入纂，欲结门阀，遂纳邓后为贵妃，然未尝有幸。?
（宣贞冯贵妃）亦中兴初建光宗所纳，事同邓后。?
光宗在平定了赵氏之乱后，也大量登用了门阀士族为朝廷高官：
（宏长七年）三月，以冯产为秘书台令，郜觉为司隶校尉，冉涛为御史台令，刘彪为中书监，荥阳刘樾为吏部尚书，郜示之为户部尚书，薛简为礼部尚书，鲁郡严彬为工部尚书，濮阳邓楚为刑部尚书，邓迢为秘书监……?
（永弘二年）四月，刑部尚书邓楚以疾致仕，以荥阳刘皎为刑部尚书……（永弘四年）九月，以郜觉补司徒，刘彪为尚书台令……（永弘五年）六月，司徒郜觉屡乞骸骨，见许，以冉涛补司徒，鲁郡薛泽为御史台令。?
（永庆二年）五月，以薛简补中书台令……（永庆五年）五月，中书台令薛简坐事免，以中书侍郎濮阳邓元补之。?
可以看到，光宗时期，朝堂高官几乎大多数都为门阀人士所垄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表面上不难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光宗在位时期门阀势力依然很强大；二是光宗注重拉拢门阀。
以上这两点确应予以承认，但考诸现存史料，不难发现，尽管从表面上看，光宗在其在位时期几乎将朝堂高官垄断式地授予了门阀人士，但是，光宗却并非一味地拉拢门阀。相反，出于加强君主专制的需要，光宗虽然在表面上将朝堂高官的位置交给了门阀人士，但其却在其在位时期，大量任用“佞幸”以掌握机要之职（主要是中书通事舍人与尚书检校郎），从而实现对尚书台和中书台的有力控制。
关于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前秦书》记载：
尚书台，掌出纳诏命，布政四方，为天下之所赖，在宫城之北，号“北台”。有令，秩六千石；仆射，秩五千石，有左右，不常设，有欲使总领尚书事而位望不足者，受此职；左右丞，中二千石；检校郎，中千石；郎，中六百石；佐郎，六百石。?
中书台，掌报呈万机，草拟诏旨，为四海之枢纽，在宫城之西，号“西台”。有令，秩六千石；监，秩五千石，不常设，有欲使总领中书事而位望不足者，受此职；侍郎，中二千石；通事舍人，中千石；令史，中六百石；主书，六百石。?
（永弘二年四月）增设中书通事舍人及尚书检校郎皆为三员。?
似乎中书通事舍人在中书台中并非品级多么高的官职。然而，在东秦一朝，中书通事舍人一职尽管品级不高，但却极为重要，是“机要”之职：
开阳二十年，擢（冉芸）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内外文书之收发，多经中书通事舍人，以是其位虽不显，而控制机要，人莫敢不重，人言：“宁惹尚书令，不敢犯舍人。”?
初，高帝置中书通事舍人，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於中，枢纽章表，遂为机要，权倾天下。?
初，太宗以尚书事繁，而中书草令错驳常多，遂置检校郎，以收中书之令于尚书台，检校其文字，盖印然后送台，得付六部。以是为诏令所关，遂为机要之臣，位品虽下，而权势甚重，与中书通事舍人相侔。?
对于这两个官职，由于其品级不高，在光宗之前，关于尚书检校郎的任职情况史料阙如，但任职中书通事舍人的情况能找到一些：
开阳二十年，擢（冉芸）为中书通事舍人。?
（开阳）二十二年，擢（刘布）为中书舍人。?
（延昌）四年，（冉涛）迁中书通事舍人。?
可以看到，以上三位中书通事舍人，全部是门阀人士。而在光宗时期，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的具体任职情况只有以下两条记载：
光宗践阼，以（柴）踪为中书通事舍人，加侍中……踪既有男色，光宗颇幸之，踪尝裂痔，以是坊间颇传帝与踪有龙阳之事。晋王常以此谏帝，欲使出为大郡太守。光宗叹曰：“皇叔欲出踪，不若出朕。”晋王闻此语大愕，以为光宗疑己（注曰：盖晋王以为光宗所谓“不若出朕”乃惮己而疑之之辞耳），遂不复言。永弘六年病卒，时年四十二……?
光宗举义，（冰）玉从之。宏长元年，拜尚书检校郎，加侍中……永庆五年卒，时年六十二。玉在检校二十余年，勤勉谨慎，未尝有失，颇为光宗所重，赏赐钜厚，资财越于公卿。?
而这二者（柴踪、冰玉）之间是存在许多相同点的：1.二者皆是光宗在会稽之时就结识的旧臣；2.二者家世都并不显赫；3.二者都在任职的同时“加侍中”；4.二者在担任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之后都并未再进行迁转，甚至晋王亲自劝光宗外授柴踪“大郡太守”（太守二千石，品秩高于中书通事舍人?），光宗都不愿听从，冰玉更是在尚书检校郎任上二十多年；5.二者都被《前秦书》归入《佞幸类》。
此外，永弘二年四月，光宗决定“增设中书通事舍人及尚书检校郎皆为三员”，这透露出光宗要进一步加强对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的利用。而《前秦书》中又有一条极为关键的记载和杨聆一条极为重要的评论：
帝既以藩王入纂，又未冠登基，孤孑无援，颇惧是非，故引亲近为侍中，用佞幸为机要，增舍人、检校，任寒门卑微。虽然，所擢多材力之士，所进每忠义之人，故时论以帝有识贤之明。?
至于光宗委机要于亲昵，受权柄乎佞狎，竟无至于祸毒，卒未乱乎纲纪，幸矣！?
综合以上记载，在光宗时期：1.光宗极为重视在朝政中利用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2.这些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往往由地位不高、而与光宗关系较为亲密的“佞幸”担任（这也能从现存史料中光宗朝时期几乎没有门阀人士再担任“中书通事舍人”的记载这一现象中反映出来），但这些“佞幸”往往能力相对较强。
由上，可以发现，尽管光宗在其在位时期，表面上将朝堂高官的位置大部分都授予了门阀人士，但光宗却依靠尚书台中的尚书检校郎和中书台中的中书通事舍人这两个看似品秩不高，但却对于朝政运行极为重要的“机要”之职，通过任用出身寒微的佞幸来担任尚书检校郎和中书通事舍人，在“机要”之职上实现了对门阀的排斥。光宗以佞幸掌机要，一方面抑制了门阀势力对朝政的影响，另一方面，光宗所用佞幸大多出身寒微但却与自己关系亲近，他们的权力由皇帝（光宗）授予，他们的权力，本质上就是皇权，相比于拥有强大家族势力的门阀，这些佞幸出身寒微，极其便于皇帝对他们进行控制，因此，光宗以佞幸掌机要也有利于加强其君主专制与集权。
三、秦穆宗以寒门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永庆十一年五月廿九，秦光宗驾崩；六月初二，秦穆宗即位。
对于秦穆宗而言，他能够即位为皇帝，似乎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因为秦穆宗本人是光宗第三子，在此前，比他有着更加优先的继承权的有作为嫡长子的哀太子和光宗极为喜爱的献文太子。如果不是因为二位太子都英年早逝，秦穆宗是没有机会成为太子并继承皇位的。因此，穆宗能够继承皇位，对于他自身而言，或许是一个意外，史书也称其“未意奉纂，苍卒南面”。?
由于其本来没有预料到自身会被立为太子甚至继承皇位，因此，穆宗在此前似乎并没有留心过如何治理国家：
初，帝既位光宗第三子，不虞能奉国本，以是鲜留心于典章治术，惟耽溺乎声色犬马。?
但是，作为皇位继承者的秦穆宗，在其继承大位后一开始并没有懈怠于政，相反，秦穆宗在即位初期，继承了其父亲秦光宗的施政原则，继续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
始即位，尚励精图治，察门阀势盛，遂擢用朱詹、杨运之属，欲修政理。?
如《穆宗纪》所言，秦穆宗在刚刚即位之时，“励精图治”，并察觉到了“门阀势盛”，于是任用了“朱詹、杨运之属”，企图“修政理”。
如此看来，似乎秦穆宗在其统治初期是通过任用朱詹、杨运，来抑制门阀势力，考察秦穆宗初期门阀势力的政治实态，此说应当不误。秦穆宗初期，其朝堂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在于尚书台、中书台和六部等重要机构的最高长官不再像光宗在位时期那样，几乎由门阀人士垄断，而是出现了由“非高第”的寒门人士担任尚书台、中书台和六部中部分机构的最高长官：
（高隆二年）五月，以朱詹为尚书台令，杨运为中书台令，邓灼为秘书台令，冉垕为御史台令，薛楚为吏部尚书，薛臻为户部尚书，严南为礼部尚书，王峤为工部尚书，冯兰为刑部尚书，任灌为兵部尚书，刘震为司隶校尉。朱詹者，河北人；杨运者，济阴人，并非高第，显擢为宰辅，当时异之，多有议论。有谏帝者，帝每与欢谈，顾左右而言他。?
其中，尚书台令朱詹、中书台令杨运、工部尚书王峤皆非出自门阀。如果说工部尚书作为主管“掌百工商旅，土木兴建”的工部最高长官，?对于朝政的运行影响尚且有限的话，“掌出纳诏命，布政四方，为天下之所赖”的尚书台，和“掌报呈万机，草拟诏旨，为四海之枢纽”的中书台这两个几乎是东秦中央最为重要的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不再由门阀人士担任，而是由出身并不显贵的寒门人士担任，无疑体现了秦穆宗试图通过任用朱詹、杨运等寒门人士掌控尚书台和中书台，来抑制门阀势力对当时朝政的影响。
通过《前秦书·朱詹传》和《前秦书·杨运传》考察朱詹和杨运二人，可以发现，取代门阀人士担任尚书台和中书台最高长官的二人身上也存在着不少相同点：1.二者皆是穆宗还为太子之时就结识的旧臣；2.二者家世都并不显赫；3.二者都被《前秦书》第37卷，都被认为是“寒门之秀材”。?
综合以上记载，在穆宗初期：1.穆宗不再将尚书台和中书台的最高长官（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交给门阀人士；2.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由门第不显、而与穆宗较为亲密的“寒门”人士担任。由此，可以发现，穆宗在位初期，确实在“察门阀势盛”之后，“遂擢用朱詹、杨运之属”，以抑制门阀势力。从这个角度看，穆宗在其在位初期，实际上是继承了其父亲秦光宗的施政原则，继续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秦穆宗抑制门阀的手段显然与其父秦光宗不同。其父秦光宗是通过利用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等地位不高的机要之职，控制朝政，抑制门阀，但其仍然将四台六部的高级官位授予门阀人士；而秦穆宗则是直接通过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这两个中央重要机构的最高职位（“台相”），控制朝政，抑制门阀。因此，秦光宗虽然在事实上对门阀势力进行了抑制，但其在表面上，仍然对门阀势力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维护，换而言之，其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并不是多么“露骨”，而是非常的隐晦，因此也就显得较为缓和，故而光宗在位时期，门阀势力并没有进行明显反抗；而相较之下，秦穆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则直接体现在了尚书台和中书台最高长官的任命上，显得极为“露骨”，其措施非常激进。
在这种情况下，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明显威胁的门阀势力，自然对秦穆宗的行为颇觉不满，对朱詹和杨运极为忌恨，甚至不断伺机企图中伤朱詹和杨运，形成了当时门阀势力与寒门人士的对立：
（朱）詹既拜相，常昼夜不离台司，勤勉庶务，甚得称职，然门阀贵士，颇不容之，常绊其事，而不能沮詹克功。?
运门第不显，一朝登为宰相，人皆疑之。然运在中书，断决敏速，当时以为良才，而门阀重臣，颇忌恨之。?
时尚书台令朱詹、中书台令杨运皆以寒门为台相，（冉）垕颇忌之，屡寻织纤之愆，或强理为辞，连章弹之，穆宗初不以为意，后意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