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员会的强势，很快就让地方大户放弃了手中的武力和同周边红胡子的联络，哪怕再怎么有实力的大户，光靠种田的话最多也就养个二、三百人，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韩边外，霸占着一条金沟养人的。即便是韩边外，手上也不过三四千条枪，如何能够同革命委员会的机枪、大炮相抗衡。
更让这些地方士绅大户感到畏惧的，就是革命委员会下属的这些领兵将领都和地方上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想要拉拢都无从拉起。虽然后期倒是有不少奉天讲武堂的学生加入了其中，但是这些学生都被安排到了基层，并不能左右革命军的意志。
也正因为如此，各地的士绅地主才会在革命委员会收复了长春之后，就立刻接受了邀请跑来哈尔滨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了。既然旧政权眼看着要倒台了，除了那些守旧顽固的士绅地主外，其他人自然是想着要尽快在新政权内占有一个位置的。
由是，虽然吴川给了他们发言讨论新政权的组成机会，大家在争论之余还是存着三分小心，给革命委员会留下了最终决定的空间的。他们可不觉得，革命委员会把他们召来，就是送他们一桩大富贵的。
吴川可没理会台下这些代表们心里的弯弯绕，而是清了清嗓子看着手中的稿纸对着麦克风念道：“这两天里，我听各位代表的发言，确实是有着不少启发人心的金玉良言啊。其他人有什么感受我不大清楚，不过于我个人而言确是颇有进益。可见这政治协商大会确实值得一开，也应当定期的开下去，治理国家总是要集思广益为好，不能专断独裁啊。
不过，在这两天的会议讨论中，也有一些代表不够冷静，或是多了一些私心，导致会议一度偏离了主题。某些代表的发言登上报纸之后，也是招来了不少批评啊。
比如某些代表认为，国家应当减免对于开垦荒地的大租；应当放开对于开垦荒地地段的限制，由民众自由开垦；允许先圈地再开发等等主张。但是这些代表却避而不谈，是否应当降低对于佃户田地的地租，是否应当向国家缴纳水利和交通建设费用等等。
又有代表说，土地余利应当投资于工商业，给与私人工商主以优惠贷款，要将满清留下的一些工厂法拍，允许私人开办银行和发行钞票等等。建议是好建议，但是这些代表却避而不谈国家应当如何监督这些工厂和银行，也不谈工人的劳动待遇问题…”
吴川说着突然放下了稿纸，双手按在发言台上，目光从左往右巡视了下面的代表席一圈，这才不温不火的说道：“看完了这些报纸的批评之后，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为谁而建立这个国家？在前方流血牺牲的是我们的战士，在后方种田和制造弹药军需的是我们的工人。
当然，我并不是想要指责各位在这场革命中殊无贡献，我只是想要各位清楚的知道一点，军队、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革命委员会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否则这个国家的新政权所代表的人民就是不完整的。
这两天里，各位代表们达成共识最多的是两个主张，一曰议会制；一曰三权分立。共和宪政么，当然是不错的制度。但我有个疑问，还请各位代表有以教我。
国外的宪政制度都是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国家认同之上。英国人认同的是建立在大宪章基础上的不列颠尼亚；法国人认同的是捍卫《人权宣言》的人民共和国；美国人认同的是建立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的自由精神。
故，无国家则无宪政。那么我们想要建立的这个新中国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想要让人民誓死捍卫的究竟是谁的国家？
是为了不断吞并土地扩大家业的地主？还是为了那些不断追逐工厂利润，而不惜把儿童送入到恶劣工作车间的工厂主？又或是为了谋求以上两个阶层支持，而制定维护地主和工厂主政策的官僚政客们？
假如我们今天不能找到一个令人民认同的国家基础，那么不管是议会制还是三权分立，最终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河，这样的虚假宪政终究是要为人民所抛弃，最终是要走向灭亡的。”
虽然台下的不少代表并不明白什么是大宪章，什么是人权宣言，什么是独立宣言，但是他们还是听懂了吴川在之后的质问。吴川最后这一连串的质问，终于让不少代表清醒了过来，让他们意识到立宪派一直高喊的宪政，似乎也没有如何的高大上。假设不能提出吴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保卫宪政岂不就成了谁在中央就保卫谁了么，这岂不是又一个朝廷。
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见到会场一片沉寂，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他不由立刻起身向着台上的吴川说道：“吴主席说的大有道理，我奉天咨议局极力赞同主席的主张，确实应该先讨论出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再论宪政，否则岂不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