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知道梁廷栋的想法并不错，如果没有共和党这个以信仰凝聚起来的团体，光是组织涣散的同盟会根本对付不了那些盘踞在地方上的立宪派绅商。毕竟这些人从前就已经掌握了地方上的治权，当革命党人替他们掀翻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满清朝廷之后，这些人自然就会觉得革命完成之后，革命党人就没有用处了，这江山依旧还是该他们这些控制着地方权力的绅商们来坐。
而向来不喜欢发动群众革命的同盟会，自然是斗不过这些数代根植于本地的地主绅商。因为地方上的百姓大多都是依靠着这些地主绅商吃饭，如果同盟会不能发动群众对旧的经济秩序进行彻底的改造，那么就休想绕过这些地主绅商去控制地方上的群众和资源。
就像现在，同盟会在东三省的力量原本远远大于才组建不久的共和党人，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思想混乱的东三省同盟会很快就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人数较少但团结一致的共和党，甚至于有大量的进步革命党人脱离了同盟会加入了共和党。
所以对于共和党来说，政治上的对手实质上主要还是这些盘踞在县内的地主绅商，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是持开明还是保守的，他们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共和党对改造这个国家的阻力。只不过吴川顾虑到现在还是在同日本和满清政府的战争中，并不希望给共和党竖立太多的对手，这才选择了以温和的方式处理试图出卖革命的立宪派人士。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些地主绅商有什么同情心理，出于大局的需要他可以对赵学成等人进行宽大，出于地方政治形势的要求，他自然也不会反对地方军政长官采取严厉镇压反革命组织的请求。
因此他只是思索了极短的时间就下了决定道：“交给人民公审的办法还是很不错的，这些反革命分子毕竟不是我们共和党人的私敌，而是人民的公敌。
在人民面前揭下他们的伪善面具，要比处罚他们更为重要。只要人民能够真正觉悟过来，不再被这些地主绅商所蒙蔽，那比什么都重要。
不过我给你提两个建议，第一公审的声势可以造的大一些，但是时间不要拖的太长，当前党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还是应该放在对外战争上，而不是放在彻底解决内部矛盾上。
第二就是要给人以悔过的机会，宁可宽大也不可错杀。把所有的地主绅商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去，现阶段只会增强敌人的力量。特别是那些具有外国留学经历和学习理工科的人员，可以以批评教育为主，而不必参加公审…”
听到吴川赞同了自己的意见，梁廷栋脸上的表情也明显放松了下来。这还是他第一次从地方上的形势考虑，向吴川请求修改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在吴川没有作出明确答复之前，他心里还是有些喘喘不安的。
现在亲耳听到了吴川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心上压着的石头也就放下来了。长春革命委员会占据了商埠地的道台衙门后就把衙门里的人员全部更换了，但唯有几位厨子给留了下来。这些被前道台孟宪彝聘请来的厨子，虽然不及滨江道衙门的厨子那么出色，不过几道淮扬菜还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这种有别于北方菜肴的精致，倒是让吴川多称赞了几句。只不过他还没享用完自己的午餐，这边调停会议的邀请信已经送了过来。送信的驻长春俄国领事馆武官面对吴川的询问，很快就向他坦白了各国领事邀请他过去的原因，是日本方向领事团发出了照会，抗议革命委员会无礼侵犯满铁附属地，并强行征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及日本侨民的财物等一系列违法条约的行为。
打发走了这位送信的俄国武官之后，吴川一边把玩着领事团送来的邀请信函，一边若有所思的对餐桌边的梁廷栋和王葆真说道：“看起来日本人这是用起了反攻为守的战术，接下来恐怕我们就要陷入一场令人厌烦的条约解释争论当中去了。”
正如吴川所料，当他带着王葆真等人来到俄国驻长春领事馆，参加了第二次由五国领事主持的调停会议时。日本的外交官们搬出了高达一米的文件堆，这是日本跟俄国和清政府就满洲事务各次讨论的文字记录。
当这些日本人放弃了以势凌人的恐吓外交方式，转而开始如一个学究一样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抠条约和谈话记录时，对于吴川来说这绝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会议。
满清政府的软弱性和满清官员的官僚主义，在条约上和各项中外会谈纪要上留下了太多的模糊区域。对于弱势的一方来说，这种含糊其词的约定实质上给了强势一方下一次索要非法利益的一个突破口，而不是给了弱势一方拖延待变的时间。
和这种抠条约文字的谈判相比，吴川倒是更喜欢之前松冈洋右对革命委员会威胁恐吓的外交方式，反正大家只是嘴皮子上互喷，根本不用承诺什么。日本人在战场上拿不走的东西，自然也就不可能靠威胁恐吓的伎俩从他这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