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调整部队准备给四平前线的国民革命军一个深刻教训的时候，吴川正在共和党内和革命委员会内部积极的协调军政关系。
在北满革命爆发一个月之后，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旧官僚和地方士绅终于完全纳入了革命委员会的行政体系。这种被纳入，一半是情愿的，另一半却可算是被强迫的。
情愿的那一部分人，是鉴于革命党势大，不仅大清官军在革命党身上碰了壁，就连日本人现在也难以越过革命党在四平设置的防线，他们觉得北满这个革命党看起来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因此就干脆向着革命党人投诚了。
至于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有的还是心向朝廷，毕竟这些人的前途和产业都是从满清那里得来的，投向革命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反而要失去了自己的前途和交出满清给与他们的特权，因此自然不会臣服于革命委员会，一心想着朝廷能够打回来。
还有一些人则过去一直横行于乡里，或是干脆竖起了山寨控制着周边的乡村。他们中有些人认为不管是朝廷还是革命党，只要不侵犯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他们就给个面子；也有人是野心勃勃，认为乱世来临，自己掌握的这点力量，说不得也能搅动风云，雄据一方。
不过在革命委员会出动了部队，对地方上的土匪和土霸王进行毫不留情的剿灭之后，这些人的乱世梦就醒过来了，转而接受了革命委员会的命令。
此前革命委员会实力不济，除了铁路沿线的几座城镇外，稍稍远离铁路的乡村和城镇都只能采用委任治理的方式，因此许多地区的行政权力还是落在了旧官吏和地方士绅手中，革命委员会只打击那些公然竖立旗帜反抗自己的地方势力。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城市工人、学生不断的加入革命，使得革命委员会完全巩固了铁路和松花江沿线城镇的革命政权之后。向黑龙江、吉林两省下辖各县扩展革命力量，并清理混入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投机分子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
虽然革命委员会内部还有些人犹豫不决，认为这些人在前期就投靠了革命委员会，为稳定地方局势还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眼下这些人并没有竖立起反对革命委员会的旗帜，革命委员会就要向他们下手未免有过河拆桥的味道。
但是这种争执随着对日战争的开启立刻就低落了下去，长春士绅试图向日本人示好，以便在战后接收革命委员会权力的举动，给了吴川一个极好的借口，可以名正言顺的对革命委员会内部进行一番清理了。
只是，虽然有了清理革命委员会的借口，吴川却也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整理整个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充其量也只能把那些自行其是的地方势力集团清除出去而已。
这种内部的清理虽然扩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左派联盟在革命委员会中的权力，却也让被打击的同盟会中的右派和旧清官吏联合了起来。一直不愿出任革命委员会职务的前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在宋小濂等人的劝说下终于出面求见了吴川。
两人关起门来谈了大半天，吴川以制定了五条革命委员会内部整理原则作为交换，换取了周树模保证支持革命委员会清理不合格人员的行动，而周树模也接受了吴川的任命，同意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一职，接手整顿机构和整理人员的工作。
周树模的出面虽然削弱了吴川对于革命委员会内部人员整顿的力度，但是这位前黑龙江巡抚的加入革命，却也彻底打消了黑龙江、吉林两地地方势力反抗革命委员会的念头。而作为前清的封疆大臣，对于政府的行政架构和组织流程也比吴川和俄国布尔什维克要熟悉的多。
虽然吴川和俄国人用委员会这个机构取代了前清的内阁、六部和地方督抚衙门，甚至隐隐有取代县衙的意思。这些新型的权力组织方式对于俄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新奇玩意。虽然这一模式取消了许多中间环节，使得行政效率提高了许多，也令平民能够直接和委员们打交道，让过去的衙前小吏和师爷幕僚失去了权力寻租的机会。
但是委员会的模式也造成了权责不够清晰，委员会权力有近乎无限化的趋势。甚至于，委员会之间因为没有明确的层级区分，各委员会之间各自颁发互相抵触的政令也并不少见。如果不是革命正处于上升阶段，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各委员都还算负责，地方上的冲突早就频繁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