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中国党员来说，这是事关革命委员会和他们未来前途的要务，因此只是沉默了片刻就纷纷出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如宋云桐就委婉的表示：“没有革命委员会代表出席的南北议和是不妥当的，耿谨文等代表的建议可以采纳，为了维护革命委员会在南方革命中的地位，应当授权给耿谨文等代表联合南方革命者中的大部分力量，反对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革命事务的专断行动。
临时政府的首任统领由孙文先生担任，这一结果恐怕革命委员会很难推翻。毕竟就当前各省的革命党人来说，最为他们所知的正是孙文和黄兴两位革命领袖，临时政府要是推选这两位之外的人物担任首脑，各省革命党人恐难心服。”
至于工人出身的吴泰则认为，“就目前的革命形势来看，清廷正处于被革命委员会和南方革命党南北夹击的状态之中，故满清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时候同清廷讲和，无疑就是和旧势力妥协，给与他们以喘息之机。
就吴主席平日讲的欧洲革命故事来看，旧的反动势力从来也是不会接受自己被进步力量所取代的，因此旧势力的妥协不过是缓兵之计，只要革命的形势发生了转变，旧势力必然会跳出来进行复辟运动，就像法兰西共和国那样，要几经反复才能建立起共和制度，从而白白流了许多鲜血。
因此革命委员会应当旗帜鲜明的反对南北议和，如果南方革命党人拒绝北上的话，那么革命委员会即便单独出兵，也一样能够入关消灭北京的满清政府，建立起一个属于人民的共和国。
至于南方革命党人想要成立的临时政府，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南北革命军联合出兵早日消灭北京朝廷，完全可以正式成立一个共和政府。至于由谁来领导这个政府，自然应当看革命中获得的功绩来衡量推选，不能以谁的名望高来作为选择。”
除了这两方的意见外，其他委员则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尽快和日本媾和，从而能够集结兵力入关叩京。取得了北京之后，革命委员会自然也就取得了成立新政府的主导权。到时邀请各省代表上京商议筹集新政府，则即可完全压制在南方势大的同盟会，不必再和孙、黄等人做口舌之争。”
听完了各中国委员的发言之后，斯维尔德洛夫不得不出声向中国同志警告道：“当前满洲局势之所以还能保持平静，完全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手中拥有一支强大的武力，因此日、俄对于革命委员会的交涉才趋向于缓和。
可如果革命委员会把大部分力量都调动到关内和北洋军做决战姿态的话，我担心日、俄两帝国主义是不会放弃这个时机，对革命委员会进行武力绞杀的。一旦没有了关外革命群众的支持，入关的革命军不过就是一群失去了家园的鹿群，只能任人摆布了…”
虽然在某些委员看来，如果革命委员会能够入关拿下北京的话，就算关外地区恢复到革命前的状况或更糟糕，也不是不能接受的。和关外三省相比，掌握中国的执政权力，显然更吸引他们。
不过对于吴川来说，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结局。面对逐步被纳入革命委员会统治秩序的东三省，和越来越强大的国民革命军，这可比虚无缥缈的中国执政地位要更现实一些。而且他也不认为，在回到了自己地盘上的北洋军会像关外那样没有战斗意志。
作为一个后世人，他比这个时代的人更了解什么叫做军阀，而此时的北洋军差不多已经成为了一只军阀武力。它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有自己的收税地盘，有自己的培养人才体系，还有自己的军工厂，完全是自给自足的一个军政集团。虽然在对外作战时军阀武力一般发挥不出五成的力量，但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军阀武力还是颇有一战之力的。
因此在关外北洋军不能打，不代表他们在河北自家地盘上也不能打。吴川并不想拿好不容易才培养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去啃北洋这块硬骨头。
此外，就算革命委员会真的拿下了北京，他的声望也不足以支撑一个新政府的建立。南方革命党各派及立宪派士绅们，恐怕就要联合起来对付他这个根基浅薄之人了。湖北军政府中首先起义的功臣们，现在不就正被黎元洪和湖北士绅玩弄么。
而且革命委员会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从刚刚的各人发言中就能听得出来，大部分中国委员还是相当仰慕孙文和黄兴两位革命元勋的。即便是在党内的公开会议上，认为由孙、黄担任首届新政府首脑的意见，还真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