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委员或多或少的对同盟会露出的不满，倒是让吴川吃了一惊。不过他也很快醒悟了过来，随着革命委员会发展形势良好，同盟会出身的党员对于孙、黄等同盟会领袖的仰慕正快速的淡化下去，这对于现在的党和革命委员会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吴川一边听取着各人的意见，一边默默的思索着，最终终于开口说道：“我们现在和过去已经不同了，过去我们不过是普通的革命者，不管说什么人民也不会记在心里。
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政权，一个政党，手中也掌握着一只强大的力量和上千万民众的前途，不管我们说什么都会被人民认为是党和革命委员会的一种表态。
虽然我不太喜欢用政治人物这个词描绘自己，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分量的政治人物。那么一个政治人物需要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诚实？正直？还是信仰？
我以为是信仰，即便你真的没有也该让人民觉得你是有信仰的，因为这是人民跟随你前进的理由。否则哪怕我们把自己包装成道德完人，一个朝三暮四的政治人物也是要被人民所唾弃的，因为人民是根据你的信仰来判断你是否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以你个人的品德来判断。
一个时常改变自己信仰的政治人物是无法取信于人民的，同样一个时常改变原则的政党也是无法获得其他政治力量的信任的。因为我们手中掌握着影响地区平衡的力量，如果不能让其他政治力量根据我们的原则来判断我们的行为，那么他们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达成任何协议的。
就像俄国的沙皇政府，即便我们得到了他们许多支持，革命委员会也不可能信任他们，为什么？因为沙皇政府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政府唯一遵循的原则就是无止境的扩张政策。即便与之相邻的地区再怎么倾向于它，它也一定会找机会把你吞并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再怎么困难重重，我们也应该坚持：反帝反封建。这面旗帜。一旦我们对这一口号表现出了动摇的姿态，那么跟随在我们身后的人民就会散去，而没有了人民的支持，即便我们现在看起来如何形势大好，终究要被周边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联合绞杀，要么就是政权的彻底变质。”
吴川如此坦率而直白的告诫，令在座的几位委员都有些悚然而惊了。特别是对于宋云桐而言，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虽然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吴川确实有出卖利益的举动，但是在党内和公开场合吴川的主张倒是始终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他一直都以为，对方这是有说一套做一套之嫌疑，不过他心里并不觉得这是问题，这正是共和党这个团体所需要的领导人。如果对方是如孙、黄这样的革命圣人，确实是值得革命党人敬仰，但是跟着他们革命的普通人可没看到有什么好结果的。
宋云桐虽然坚持革命，但也不愿意在仇人杀害了自己之后逍遥法外，自己却得到一副挽联的下场。看起来死后尊荣无比，但怎么看都太过憋屈了。陶骏保一案的爆发，不仅仅是摧毁了其他革命党人对于同盟会的信任，就连宋云桐这些对同盟会颇有留恋的旧会员，也彻底对孙、黄等人失望了。
虽说孙文在案发时都没有到上海，而黄兴也未必对陶骏保被害一事知情，但是他们一开始听闻案件之时，或沉默以对，或为沪军都督府辩解的态度，却让各省的同盟会成员意识到，原来革命圣人并不是没有人情，只是这种人情并不在他们这些底层会员身上。
对于原有信仰的破灭，将会使得大多数人更为抵触这种信仰，宋云桐正是其中一个。所以他才会难得的，和自己看不上的工人委员站在一起反对临时政府。
不过现在吴川的表态，又使得他不得不谨慎的出声问道：“如果我们不能退出临时政府的话，那么吴主席您的意见是什么？”
吴川思考了数秒后说道：“革命委员会建立的目的是保卫人民的利益，按照临时约法成立的临时政府原则上和我们并无不同。
因此，我认为如果临时政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为了更好的保卫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服从。当然我们应当明确的告知人民，而不是秘密和临时政府达成什么约定。
对于袁世凯方面我们也应该给与同样的回答，如果袁世凯能够保卫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支持他。如果他只是想要拉拢我们捍卫满清政府或北洋集团的私利，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支持他的。”
其他委员还在思索的时候，吴泰已经反应了过来，向着吴川求证道：“主席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公开发表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在对日外交上的主张，然后交给临时政府去交涉？顺便也就堵上了孙大总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