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学熙的劝说下，袁世凯终于放弃了用副总统勾引吴川来京的念头。他原本心里想着，如果能够用这样一个空头名号把吴川从关外引诱来京城，那么对付一个群龙无首的革命委员会，他还是有些把握的。而且顺便也能让临时参议院选出的副总统黎元洪对吴川生起不满之心，从而令这个圆滑处世的湖北都督更加靠拢自己。
不过听过了周学熙的劝说后，他觉得自己向吴川提出这个建议只会招来对方的警惕，从而破坏了现在双方之间的默契。
和革命委员会相比，袁世凯觉得自己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虽然革命委员会的武力颇有可观之处，但是革命委员会这帮人和湖北军政府一样，都是一群默默无闻之辈，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根基，只要战事一平息下来，这些人必然是要同地方士绅力量起矛盾的。
就好比湖北军政府那班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拉出了个黎元洪，原本不过是想用其当个傀儡，可现在却因为湖北立宪派士绅的支持，反倒是让黎元洪坐实了这个首义都督的位置，湖北的革命党人因为起义成功之后的争权夺利，反而无法奈何这个首义都督了。
关外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像湖北的革命党人那么幼稚，找一个前清官僚来当革命领袖，但是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发起的肃反运动，何尝不是对于地方士绅势力的一次打压。袁世凯以为，此时革命委员会虽然看似花团锦簇，但是其同东北地方士绅之间已然是势如水火，只要中央权威竖立起来，他还是能够借助政治的手段拆散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军政集团的。
当然，前提是不能让革命委员会同中央搞武力对抗。要是一打起来，北方的局面就全完蛋了。先收拾了西北和南方的革命党人，统一了全国的政治后再对付关外的革命委员会，这才是万全之策。毕竟东北三省受制于山海关，不入关内就无从扩张，这是一个困守之局。
因此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袁世凯觉得只要吴川安分守己，他还是先不要暴露自己的意图为好。不过在遣散了周边的众人后，袁世凯还是拉住了杨士琦说道：“张绍曾、蓝天蔚到底也算是我北洋一系，你不妨找人和他们联络一二。共和已成，大家就没必要再敌对下去了，北洋之间还是应该互相照应的。
至于吴禄贞，这个人一向狂傲狷介，不甘为人下，又喜好美色。你不妨从这一点下手，看看能否煽动其自立，他要是真有这个心思，我不会吝惜一个奉天都督的头衔的…”
和关内各方角逐着新民国时代的权力分配不同的是，1912年整个三月革命委员会的上层都把精力放在了要不要工业化？什么是工业化？要如何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当中。
对于吴川和共和党来说，这种讨论既是艰难的，也是有益的，同样也是必须的。在这种讨论中，有些党员从只是服从于党中央的决定，慢慢变成了试图向其他人证明工业化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
而一些试图把农业作为东三省之本的人士，也在这种争论中慢慢改变了想法。吴川找人翻译的各国农业数据，让他们意识到没有工业的发展，想要解决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提高产量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3月底，随着报纸对于工业化普及说明带来的舆论支持，原本态度坚定反对借债的委员们也有所软化，当然更多的是吴川、宾步程等人在每次会议上反复强调工业的重要性和不断就借债办工业的辩论，让不少意志不够坚定的委员们觉得疲惫不堪，生出了不妨让他们先做一做，等碰了壁自然会回头的念头。
一年多的政治斗争生涯让吴川很快就嗅到了这些委员们在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在和党内同志商议之后，他决定在3月29日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进行摊牌。
当日的会议上，吴川向全体委员郑重的演说道：“在这近20天的会议中，关于为什么要工业化，为什么要快速的工业化，为什么非要举债搞工业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的够多的了。我相信大家也已经听得有些麻木了，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讲，不肯朝着工业化方向前进的民族和国家是什么下场，比如曾经的印第安人…
说完这些外国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本国的历史。在英国人向工业革命的道路上摸索的时候，我们正好处于明清鼎革的时代，野蛮的满人不仅用野蛮征服了中国，更是打断了华夏文明向工业革命前进的可能性，这是东方文明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