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于日本的声明立刻警惕了起来，担心日本会借参战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因此伦敦立刻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暂勿参战”的要求。
只是8月6日袁世凯政府虽然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将在大战中选择“中立”，但是新任德国驻华公使辛慈抵达北京之后就放出了风声，声称要将胶澳租借地交还给中国政府，这让日本人顿时沉不住气了。
生怕北京接受了德国交还胶澳租借地使得日本失去进攻山东的机会，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先是警告北京不得接受德国公使的建议，随后日本政府在8月15日向德国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撤离胶州湾并拆除青岛要塞，把青岛交给日本，以待战后交换于中国。
8月17日，英国政府新闻局发表声明，希望对日本进行牵制。声明称：“据了解，日本的行动，除非为保护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航线，将不使其越出中国海而扩及太平洋，而且不使其扩及德国在东亚属地以外之任何外国属地。”
不过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立刻公开反驳，将英国声明斥之为单方面的解释，表明不会因英国声明限制自己的行动。
对于北京来说，这完全是祸从天降，当欧洲大战的消息传来时，袁世凯虽然已经预感到日本人会借着这个机会搞事。因此早在8月3日就向交战双方提出不把中国领土和领海划为军事行动区的要求。
8月6日，袁世凯政府宣布中国对欧洲交战国严守中立，并公布《局外中立条规》24条外，还试图向美日两国提议，由三国联合出面劝告欧战各国“限制战区”，“使战祸不至及于东方”。
但当驻日公使陆宗舆会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时，大隈重信却反问陆宗舆，“贵国是否想联美制日？”
陆宗舆对此只能表示否认，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而美国政府此时对于欧洲大战的爆发也谨慎的很，生怕被卷入到大战中去，加上北京政府又无实力压制日本，于是便选择了拖延战术，没有对北京的请求作出回应。
而北京政府被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吉酉诘问，“此等关系东方重大事件，中国何径先向美邦提议？”居然又向美国政府“婉辞取消”了前述要求。这使得袁世凯政府的虚弱更加的显露在了各国面前，日本的行动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8月8日，日本舰队便声势浩大地出现在青岛前海一带。8月20日，新上任的驻华公使日置益照会袁世凯政府，说“胶州湾问题与中国政府无关，日本期望中国政府对此持消极立场”。袁世凯试图和平收回青岛的努力，在日本阻扰下，算是彻底破产。
和平收回青岛的外交努力失败，袁世凯政府转而考虑参战抗德，请求与英日联合会攻青岛，试图避免青岛为日人所占。
但一向和袁世凯交好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此时却劝说他，“贵国并无实力，此时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待到欧战结束，我国必将站在贵国一边，在和会上向日本提出山东问题。另外还请总统约束山东革命委员会，他们现在所进行的反英反日宣传，有破坏中英邦交之嫌疑。”
虽然朱尔典也竭力为袁世凯这位老朋友努力了一次，他向日本政府建议，在日英两国共同向中国政府发出的照会中要写进“保证归还胶州湾”的内容。只是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予以拒绝：“现在不能做出归还付出很大牺牲而取得的胶州湾，即令归还，日本也须附有条件，例如延长关东州租借地期限，恢复日本在满蒙的权益等，恐将成为主要条件。”
于此同时，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就中国参战问题约见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时明白表示：“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惟若中国自生内乱不能自平时，日英为保持东亚和平，亦愿相助平乱，但并无从中图利之意。”
袁世凯试图通过参战保全山东的计划也破产了。眼看着日本步步紧逼，即将登陆山东，袁世凯也知道一旦让日本军队就这么登陆山东作战，则北京政府的名誉也就彻底完蛋了。
8月28日晚上，北京大总统府内灯火通明，袁世凯召集了北洋集团的各首脑人物在居仁堂内再次讨论如何应对山东问题。
袁世凯在今日白天让外交部长孙宝琦去见了日本公使日置益做最后之努力，但是孙宝崎回来后向他汇报，日置益不仅不肯做出任何在战后归还胶澳的实质性承诺，还对北京政府就日本出兵一事的抗议嗤之以鼻。
即便孙宝琦表示这是基于中国作为中立国在形式上的抗议，以应对德国公使对于北京之抗议，日置益也傲慢的表示，北京政府为了德国的一纸空文向日本发出抗议，实在是有碍两国之邦交。
听完了孙宝琦带回来的消息，袁世凯知道日本出兵已经成为了定局，但是他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居然推不掉这个责任。因为他揽权过甚，在今年五月不仅用政事堂取代了内阁，还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架空了陆军部，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的后果就是，一旦日军登陆山东，国民之怨恨就全部推倒了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