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当前世界最主要的硝石矿在智利、印度和中东，前两者都在协约国的控制之下，而中东地区的硝石矿想要运到欧洲又要走海路，但英国又控制着海权，所以即便这场大战不能在圣诞节之前结束，同盟国最多也就支撑到明年上半年而已。
因此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紧迫的，一旦欧洲战场发生了有利于协约国的转变，恐怕日本方面就不会如现在这么退让了。”
王葆真承认，就一个外行人来说，顾维钧的判断极为符合常识。不过对于一位能够通过组织获得各种情报和专业分析报告的涉外委员来说，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未免过于不称职了。
习惯于从组织那里获得情报和分析，然后再做出判断的王葆真，对于顾维钧这种还停留在依靠自身能力收集情报的落后方式，既感到吃惊也表示钦佩。至少现在的他，是不敢依靠这等模棱两可的情报来决定一国之外交的。
沉吟了片刻之后，王葆真便斟酌着向顾维钧回道：“对于顾先生和外交部一些先生们对于国事的关心，我表示理解。
不过，我此次前来北京是代表着革命委员会的意志，革命委员会同样把中国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场战争会很快的结束。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一国之工业能力决定了一国作战的潜力，德国的工业能力虽然不及英法俄三国的总和，但却是英法俄三国任一国家都无法单独抗衡的。所以在双方的速胜论破产之后，德奥同盟对英法俄协约的对峙战很快就会变为工业能力的对抗。
当双方彻底动员起本国的工业能力全力应对战争时，国家财政也就让位给了全民财富的对耗。各国财政也许支持不了当前规模的战争多久，但是一旦把全民的财富导入战争对耗，那么以英法俄德奥几国积蓄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财富，绝不可能在一两年内被战争消耗完毕。
所以，革命委员会的判断和顾先生您的看法全然相反，时间拖得越久，无法结束欧洲战争的协约国各方，只会对我国越加退让。
诚然，在欧洲大战结束之后，协约国也许会返回今日向我们做出的退让，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相信中国已经不是现在的中国了。
革命委员会始终认为，国家的安全应当求诸于自身，而不是寄托在列强的仁慈之上，否则我们永远都别想获得国家安全这种东西…”
顾维钧最为反感王葆真的就是这一点，动不动就把革命委员会这个词挂在嘴边，搞得谁身后还没有一个政府似的。不过他细细想了想，他还确实不能把北京政府这个词挂在嘴边，因为他说的都是自己的意思，甚至连外交部的同仁都未必会认可他的看法。
欧洲大战开启之后，政府内部就分成了两派，留学英美的官员们认为协约国必胜，而北洋军出身的将领们则认为德国会赢。陆军部实际管事的徐树铮，在日方宣布对德宣战后一度想要对德国人示好，只是因为革命委员会始终保持着对日强硬的姿态，才让德国人放弃了和小徐接触。
北京政府内部对于这场欧洲大战的分裂立场，早就为报纸给刊登了出去，因此他哪里还能以统一的政府立场应对革命委员会的立场呢？
基于不同信息作出的判断自然是不可能一致的，王葆真自然不会将完整的消息透露给顾维钧，因此他的提醒在顾维钧看来，不过是得意忘形的托大之言。他并不认为在短短几年内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改变，因此自然也就无法认同趁着欧洲列强难以动弹的时候出手。
而王葆真也有些瞧不起顾维钧处处把国际法放在嘴边的作风，虽然早稻田大学远不及哥伦比亚大学，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国际法的研究上弱于顾维钧。
只是他跟着吴川的时间也比较久了，自然也就认同了吴川的观点，当前的国际法不过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用来压迫世界人民的工具。当它不妨碍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予理睬；当它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撕毁它的。
双方的价值观如此的不一致，自然谁也不能说服谁，这场谈话自然也就无疾而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