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桐虽然给了哈恩这笔军火合同的审判，但是在去见吴川汇报工作的时候，还是顺口提了一句。吴川只是沉默了片刻就说道：“就按你说的办吧，不过不要做的太过火，当前的军火生意革命委员会最好还是不要插足，我们的生产能力还是应当用在其他工业产能上，比如化肥、农药、化学原料、钢铁制品等等，
好像去年我们的化肥使用量已经达到了30万吨，但是其中南海和南太平洋开采的鸟粪石就占去了一半，剩下的15万吨化肥里还有一半多是进口的。我们现在虽然掌握了合成氨的技术，但是去年也不过才生产了6000吨合成氨，远远不够我国的农业需求。
硫酸去年的产能才刚刚破10万吨；机床产能刚刚达到2000台；矿山设备每年的产能不过5000吨，核心技术还在德国人手中…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还很虚弱，如果没有外部的支援，哪怕就是和列强中最弱的日本单打独斗，我们也未必能赢。
所以，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替列强生产弹药赚钱，而是趁着欧洲大战，日本又被我们打蒙了的和平期，尽快的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学工业，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生产资料生产体系。这样即便等欧洲大战结束，列强试图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也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而这些列强一旦发现封锁不了我们，他们的政府就会向本国资本家屈服，放弃对我们使用武力，转而采用贸易的方式来剥削我们。所以说，革命委员会的根本在于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只有当我们在经济上能够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政治上摆脱列强的控制。”
办工厂、修铁路；建立一个工业体系；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这些话语从吴川组织他们进行革命起就一直在讲，可以说是天天说，月月说，年年说。讲到了今天，就连宋云桐也已经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当成了革命委员会的中期目标。
因此吴川对于他提及的这些工业产能之不足，宋云桐也是深以为然的赞同的。只是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工业产能在1911年之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能够从无到有的建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奇迹了。
就如同过去满清时期的官僚们认为：中国人缺乏凝聚力，性格过于软弱，难以训练出一支和外国军队抗衡的中国军队一般。大多数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在被外国日新月异的工业科技和城市建设震惊之余，也都在心里觉得中国是万难追赶上洋人的发展了。
然后此时的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内部，对于东北日新月异的变化已经渐渐开始习以为常，他们开始觉得这才是一种正常的建设速度。就如同国民革命军在击败了日本人之后，并不觉得日本军队也算是列强之一了。
这种理所当然的自信心，正是来自于吴川带给他们的影响。缺乏这种自信的革命者，已经很难在党和革命委员会内部占住脚了。因为他们所崇拜的、所恐惧的西洋文明，正在党和革命委员会所带动起来的工业化风潮中不断的崩解。
任何文明的强势，首先都是来自于这一文明所具备的强大力量。否则不管你再给这种文明如何涂脂抹粉，如何夸耀它在历史上的辉煌，终究还是要被人们不屑一顾的。
清末民初，正处于西洋文明极端强势，而东洋文明极端弱势的时期。过去东洋文明的故步自封和整个文明的封闭圈子已经为西洋文明所击破，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已经感受到自身文明已经不适合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了。
但是，如何去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直到现在也没能争辩出一个结果来。试图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洋务派，在被学习西洋文明的另一个学生日本给打败之后，这种有选择的吸收西洋文明的想法就破产了。
清末民初，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其实只剩下了两种，出国留学归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全盘西化，从内到外全面学习西方，走日本的道路。对于和西洋文明竞争完全失去了信心的旧派知识分子，则是退回到了极端保守主义，主张恢复上古制度，用孔教来纯洁人心，断绝和工业文明的接触，来维系中国的传统文化。
民初的共和体制之争，实质上就是国内两种思想斗争的具像化。孙中山、黄兴代表的就是全面西化，但是他们虽然获得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可是却遭到了旧知识分子的反对。新派知识分子虽然掌握了舆论，又因为列强在中国的经济入侵，从而获得了实力强大的买办阶级的支持，但是却无法获得压迫深重的工农阶层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