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9日，张弼士带着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从天津上了船，他这是带着队伍前往太平洋对岸的那个国家，参加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去了。
这场万国博览会既是为了纪念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也是为了促进太平洋北美沿岸的经济发展。主会场就放在了旧金山，会期从1915年2月20日开到当年12月4日，可谓是展览时间十分充裕了。
而各国更是在一年前就开始在旧金山会址营建本国的展览馆了，如果不是战争的突然爆发，本次的博览会将会热闹非常。30个参展国家中，据说只有中国和日本获得了最大的场地，即5万平方英尺。
因为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国际展会，因此农工商部对此极为重视，只是政府虽然重视，但是苦于国家财政匮乏，最终只拨给了24万美元。
最后还是革命委员会对此次展会表现出了非常的兴趣，在和农工商部数次交涉下，以分去了三分之一的场地和拿走了本次中国展览会馆内的所有广告位后，资助了农工商部36万美元，算是最终解决了参展的经费问题。
虽然作为此次万国博览会中国代表团团长陈琪，对于什么是广告位一无所知。但是革命委员会给的这笔资金，倒是给他解了燃眉之急。
至于张弼士此次还是为了宣传自家的葡萄酒去的，不过登上船后的张弼士看起来却并不是那么的舒心。不熟悉的外人，还以为这位老先生是担心自家的葡萄酒在博览会上打不响招牌；不过陪同张弼士上船的家里人却清楚，家主现在担心的还是在山东的事业。
一直以来，张家对于东北的革命委员会还是充满好感的。毕竟和满清只会口头上大喊发展工商，实业强国的口号不同，革命委员会自从起义以来，就不声不响的在埋头搞建设。哈尔滨、长春这两座城市，已经成为了革命委员会手中的大招牌了。
但凡去过一趟哈尔滨和长春的中外人士，都会认为自己这是回到了欧洲。虽然在上海也有着许多西洋建筑和完善的街区设计，但是这种西洋景色只存在于租界内，只要走出租界就好像穿越了一道时空之门，在租界外面依然是脏乱的街道和低矮破旧的中式房屋，就好像是一个大号的贫民窟一样。
这种城市景象的切换，无疑就是在明白的告诉这座城市内生活的人，这座东方的摩登城市并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列强。只有在租界内的部分才是这座东方城市的精华，而租界之外的区域不过是用来培育这座辉煌城市的肥料而已。
借用20世纪初旅居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畅销小说《魔都》中的比喻，上海正是东方的魔都。虽然日本人语意为摩登、现代之意，但是有些人更相信上海是一座拥有魔力的城市。
一个不名一文的乞丐进入到这座城市，也许过几年就能成为一名衣冠楚楚的上流绅士。而另外一些人带着家财万贯而来，也许最终就变成了城市街头一名默默无闻的流浪汉。这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魔鬼居住的堕落之城。
可是不要看那些西洋人整天进入上帝的家园祷告，天天梦想着死后升入天堂。但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却更喜欢和魔鬼为伍。否则就不能解释，上海这座城市越来越繁荣，而世界各地的冒险家接踵而来的景象。
而哈尔滨和长春这两座正在不断扩张建设的城市，却并没有表现出上海的这种阶级对立的城市景象。不管是城市的中心还是城市的边缘，几乎每一处地方都已经被设计者纳入了设计方案之中。
过去哈尔滨同样分为道里、道外；两个区域之间的城市建设差距大约就和浦东、浦西的差距这么大。仅仅隔了一条黄浦江，浦西是繁华的城市区域，浦东就成为了到处都是稻田的乡村。
但是在经过了革命委员会将近3年多的改造、建筑后，哈尔滨的城市区域繁华程度大约还有差距，但是道路、消防、供水等公共设施的提供，城区之间却已经是差距不大了。
也许身在其中的哈尔滨人、长春人已经开始渐渐习惯，身边总是能够看到建筑工地的情景。但是对于那些外地来的客商来说，特别是每年都要跑一次东北的商人来说，东三省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即便是同一座城市，今年过来时也会变得突然有认不出来了的感觉。
张弼士对于这种感觉是熟悉的，当他年轻时在南洋打拼的时候，南洋的城市也是这么一座座快速的冒出来的。但是南洋当时的发展也依然难以和现在的东北相提并论，在他眼中甚至已经超过了青岛这座德国人修建的城市发展。
因为在哈尔滨和长春等东北城市中，几乎看不到在青岛、上海、南洋城市里随处可见的流浪汉，也看不到城市边缘处密密麻麻的窝棚。这是城市快速建设期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景象，因为城市的扩大需要极多的廉价劳动力，而城市在扩大的时候也会给人提供许多发财的机会，所以任何一座正在发展的城市，就不会缺乏贫民窟的出现。
而在哈尔滨和长春等东北新兴城市，却基本看不到这种贫民窟的现象。因为革命委员会对于人员有着极为严密的控制，对于那些身无分文跑来关外闯关东的流浪汉，革命委员会有专门的劳动力市场给他们安排工作，只要找到工作就能有一间宿舍分配给工人，就有食堂可以用餐，从而解决掉在城市内四处流浪的失业者。
和关外不同，革命委员会有一个专门管理劳动者和工厂主之间纠纷的部门，这个部门不仅可以检查工厂主对雇工是否提供了劳动法规定的各种保障，还确保工人可以获得合理的报酬和拿到劳动所得。
虽然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劳动法过于倾向于工人，而发生劳资纠纷后劳动局更是几乎都站在工人一边，但是张弼士还是认为在东北办厂要比在关内其他地方容易的多。因为革命委员会的治下好歹有部法律，且基本能够遵照法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