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他们和我们不同，不必负担起各省财政的缺口，自然就能一门心思的搞建设去了…”
袁世凯能够听的出来，所谓负担起各省财政的缺口，其实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除了东南五省外，其他各省从前清时就一直在亏空了，这样的财政缺口谁能补上。
现在中央政府用来控制各省的办法，只有在当地驻军，中央政府需要补贴的就是这些驻军的军费缺口。眼下革命委员会拥有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山东、小半个外蒙古和内蒙古，也就是六、七个省的地方，除了山东和辽宁外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
就如徐世昌所言，北洋军政集团的实力其实比之革命委员会还要有所不如，但是却要比革命委员会控制大三倍的地方，和将近10倍以上的人口，这样的财政负担自然是极重的。
比如二次革命之前，北洋军在北方还是说一不二的力量，因为北洋集团的力量几乎都聚集在河北、山东、河南一地，就连革命委员会都要对北洋军的声音有所顾忌。那个时间，也是北洋将领投资河北、山东实业最多的时期。
但是随着二次革命爆发，北洋军南下控制住了长江流域各省之后，北洋的力量因为过于分散，北方的建设反而突然停滞了下来。此时南下的北洋各军将领，就不大乐意搞什么实业投资，而是试图在自己的地盘上搜刮财税了。
过去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给北洋新兵说：“吃袁大人的饭，就要为袁大人卖命。”他自然知道让这些北洋将领搜刮钱财可以，但是军队可不能也让将领自己去养活，因此对于各省驻军的军费，他还是优先给予保障的。
只是，在外驻军和驻守家乡，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北洋军的军费很快就吞没了北京政府那点可怜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就把徐世昌试图在河北推动的新政给拖延了下去。对于这一点，北洋集团以徐世昌为首的文官们都是非常诟病的。
这些文官们认为，统一全国固然是件好事，但是统一全国不应该成为阻碍新政实施的障碍。如果新政不能实施下去，北方经济不能快速的恢复，那么北京就不可能长期的对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压制。更糟糕的是，北洋军将领下到地方之后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已经让北洋团体内部出现了裂痕。
就徐世昌、王士珍等一批北洋老人来说，他们既希望能够维持北洋这个团体的内部团结，又希望北洋这个团体能够保持住对各方势力的压制地位。而徐世昌等文官们，则更希望能够将北洋武人压制于自己之下，让这些武人成为维护他们推行新政的力量。
但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北洋武人的地位就已经难以被徐世昌这些文官们所压制了，随着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展现了击败日本人的力量之后，北洋将领们就差不多和文官们控制的北京政府貌合神离了。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试图清理北洋内部造成的反噬。
比如前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被解职，就是让诸多北洋将领对于袁世凯不满的根源。虽然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号称北洋三杰，但是在清室退位之后王士珍几乎就退出了北洋团体的核心，段祺瑞和冯国璋则成为了北洋将领的两大领袖人物。
和冯国璋相比，资历更老一些的段祺瑞显然更得北洋将领拥护一些，于是他也就成为了袁世凯对北洋团体内部整理的第一目标。只是袁世凯对于段祺瑞的处置过于急躁了些，实在是难以让人心服，毕竟解除了段的陆军总长之后，袁世凯也没有表示要对日本开战，以阻止日军登陆山东。
而之后袁世凯又将陆军部内的段系官员都清理了出去，这就更让大家以为袁世凯根本就是想要收揽他们手中的军权，而不是什么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只不过袁世凯毕竟是北洋军的创建人，大家也不好明着反对他，不过私底下对于军队的调整时免不了的。
于是原本试图通过清理段系这一北洋团体中最大派系，来完成内部整合的袁世凯突然发现，整个北洋团体反而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去。这不仅让他有苦说不出，也对整合北洋团体失去了信心。
因此听了徐世昌的隐喻后，他也不着恼，反倒是心平气和了起来，“就算是不能在财政上给予支持，政事堂总要在文字上鼓励一二的，我们总不能对这样一件大事不闻不问吧？好歹这项工程也惠及了数千万民众，不能让革命委员会独享了这份民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