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我上任之前，吴主席叮嘱我一定江浙湖汉北要做好两件事，促进天津城市的经济建设是一件，另外一件便是给天津制定一个令人信服的规矩。我所希望的，就是请各位在这两件事上支持我。”
周学熙的心里踌躇了许久，正不知道该怎么决定时，对于政治比较不敏感的范旭东已经出声说道：“这两件都是好事啊，就算夏市长你不提出来，我们今后还是要向你要求的。
这天津的社会治安是该好好管一管了，那些街面上的混混不敢在租界里捣乱，但是在城里却是包娼庇赌、敲诈勒索没有他们不敢做的。说到这个，不知夏市长什么时候把保安警察队重新分派出来，没有了这些警察护着宅子，我们晚上睡觉也不安稳啊，前几天晚上我隔壁就遭了飞贼…”
被范旭东这么一打岔，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了上来，这个说自己的工厂最近遭到了失窃，那个说自己家里光天化日都有人敢闯门。到了这个时候，周学熙也醒悟了过来，虽然他心里还有所顾忌，但是其他人显然已经不看好北洋政府能够重新拿回天津城了，因此都借着范旭东的无心之语，向着夏阳表明了愿意合作的立场。
周学熙自然也难以再坚持下去了，虽说他和袁世凯关系亲密，但是他的产业都在天津，且革命委员会还捏着启新洋灰厂的命脉，他自然无法拒绝革命委员会释放出来的善意，更何况他也知道袁世凯的身体现在大不如前，他也不能不为自家考虑今后了。
有了周学熙这些天津实业家的支持，夏阳对于接下来要进行的战斗就更有把握了。当然对于优待这些资本家的行动，派遣到天津的政治保卫局成员并不是全然支持的，毕竟这些年轻人可是经过了严格的选拔才进入政治保卫局的，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来天津的目的就是惩治那些帝国主义者和买办资本家的。
对于李文熙的疑问，夏阳只是摇了摇头说道：“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这次只对付帝国主义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民族资本家这一次不是我们的目标，暂时他们还是我们的合作对象，在收回了租界之后，我们还需要他们出来稳定市面，我们需要收回的不是一个废墟，而是一座完整的城市。”
7月26日上午，东门外的天后宫内，新任天津市长的就职典礼就放在了此处。杨以德虽然以前并没有操办过这样西式的典礼，但是好歹这里是津门，他并不缺乏参照的典礼形式。
雍正九年，天津升州为府，下辖六县一州。民国元年7月，北京政府撤销了天津县的建制，保留了府。民国二年4月又撤销了天津府，重建天津县。此次革命委员会拿到了天津县的管制权后，又把天津升级为了特别市。
革命委员会虽然并没有解释特别市的含义，但是参照哈尔滨特别市的存在，天津各国人士就不能不猜疑革命委员会的用心。因此除了德国、奥匈帝国、美国驻天津领事应邀前来之外，其他各国驻天津领事都没有到场，相反这些领事倒是聚集到了英租界的戈登堂内，商议起了革命委员会接手天津之后，是否会影响到各国在天津的利益。
法国领事卜格斯在各位领事面前坚持道：“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委员会对于天津行政权力的干涉，如果北京无力管理天津地区的事务的话，那么我们很可以接过天津地区的管制权力，而不是让一个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充满恶意的革命组织接管天津，这只会破坏天津的繁荣…”
卜格斯在各位领事面前的声嘶力竭并不能掩盖他内心的不安，在1913年他担任天津领事一职之前，前任法国驻天津领事已经和中国政府达成了妥协，法国可以购买老西开地区的土地，除了不能收税外，中法可以共同管理该地区。
但是卜格斯认为前任领事对于中国人过于软弱了，他对自己的同僚说过，“我们必须承认在天津的租界里，法国是被给予优待最少的一个国家，法租界无法像其他外国租界一样得以发展。
…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未来，更要保护好当前的成果。鉴于我们在租界内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要求承认我们在该片土地上所拥有的权力的时候了。让中国的警局和行政机构在这个区域内取代我们，也就意味着法租界被永远地封死了，因为它的北面和南面靠着海河和海光寺运河，它的东面和西面挨着英租界和日租界…”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卜格斯上任后就对扩界行动采取了公开且强硬的态度，于是便激起了天津商民的愤怒和反抗。只是卜格斯并没有将这种反抗放在心里，他认为中国人终究还是要让步的，直到软弱的北京政府把天津交给了革命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