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领事的承诺卜格斯只是半信半疑，不过他倒是理解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怨气，这不仅仅在于之前的两次对中作战的失利，更在于日本因此丢掉了南满的特殊地位和半个朝鲜半岛。他知道日本人一直都想着报复中国人，然后夺回北朝鲜和夺取满洲，因此松平恒雄说日本会援引协约国的互助条款出兵中国，这并不是什么空话。
不过卜格斯虽然承认日本有同中国开战的念头，但他并不认为法国有为日本冲锋陷阵的义务，更何况日本也没有这个资格驱使法国为日本谋利。
只是毕德斯的意见却不能不让卜格斯感到重视，虽然韦礼敦才是英国驻天津领事，但是天津英租界内说话最有分量的却是工部局董事。
而且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不仅在英租界内说话算数，在天津其他租界内也一样是具有相当的话语权的。毕竟在天津开埠之后，随着英国公使掌握了北京公使团的主导权后，不管是满清政府还是民国北京政府对于英国人的意见最为重视，这也就使得英租界工部局在天津几乎成为了各国租界的代言人，英国人的势力自然也就深入到了各国租界中去了。
曾经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司长德璀琳，放弃了德国国籍加入英国，未尝不是看到了英国势力在天津的强大。而他的选择也使得自己的家庭成为了20世纪头十年，天津租界社交的中心。
如果说英国驻天津领事代表着伦敦或驻北京公使的意见，那么毕德斯大约就代表着天津本地租界上层人士的主流观点了。虽然在大的方向上，双方的意见大多数时候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局部利益上，双方却未必一致。
毕德斯给卜格斯带来的，正是本地租界上层人士的看法，他们这些久居天津的外国人在中国人面前其实已经无所谓国家的差异，对于中国人敢于冒犯租界特权的第一反应就是，应当采取严厉的措施将中国人的冒犯之举打压下去，从而让中国今后再也不敢生出这样的念头。
毕德斯向卜格斯表示，“韦礼敦领事的意见只能代表他自己，并不能代表英国在华商民的主张，也未必能够代表北京公使馆的意见，至少公使馆汉务参赞巴尔敦是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的，他可从没有提出过要对中国人做出什么让步。”
毕德斯还在老西开问题上对法租界表示了支持，表示法国人只要占领了老西开地区，英国工部局就会首先承认法国人的扩界事实，并会站在法国人这边对抗天津市政府。
卜格斯同毕德斯的一场谈话，倒是恢复了不少信心。不过这一晚他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早，他还是跑去了俄国领事馆，同俄国领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不过俄国人此时已经无心对法租界扩界问题和天津市政府对租界司法权力侵犯问题加以关注了，因为俄国的中亚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
这场起义的诱因虽然是6月25日沙皇政府在中亚颁发了动员令，要求中亚的穆斯林前往欧洲服兵役、劳役，但真实的原因则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殖民地矛盾的总爆发。
俄国占领中亚地区之后一直采取高压统治政策，比如移民占地、植棉毁田、强迫牧民耕作等，不过凭借着沙皇俄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中亚地区的民族还是向沙俄政府屈服了。
但是欧洲战争爆发以来，沙俄军队在东线战场上的不断败退，使得沙俄政府不得不从后方大量征调兵员，这无疑就极大的削弱了对于中亚地区的镇压力量。
而战争绵延了2年之后，俄国的财力几近枯竭，除了向外大肆借款之外，就只能加大对于底层民众的剥削。中亚地区在战前的土地税还不到700万卢布，但是到了1916年已经超过1400万卢布了，其他的商税也几乎增加了一倍以上，自然是民怨沸腾。
而沙皇俄国占据中亚之后推行的植棉事业，使得中亚地区成为了俄国的重要棉花产区，棉田从40多年前的1万公顷上升到了74万公顷。这也就使得采摘棉花工作成为了中亚农民的一项重要收入，大约有70%的中亚农业工人依靠这项工作养家糊口。
6月25日沙皇政府向中亚颁发的动员令，不仅打破了过去沙皇政府只向穆斯林收税不征兵的惯例，还破坏了当地农民家庭的生产劳作，有可能使得中亚大部分农民家庭失去当年的收入，令他们破产。再加上基层官员的腐败贪婪，强迫贫困家庭替富裕家庭出兵役、劳役，于是在这种种因素的刺激下，七河州的农民首先起义了，很快其他中亚地区的农民也响应了起义。
虽然沙俄政府努力控制着，不想让中亚起义的消息传出来，但是和中亚相邻的中国已经得到了消息，因为难民已经逃入了中国新疆境内。沙俄政府并不担心新疆政府能做什么，但是很担心哈尔滨的革命委员会会借此生事，因此俄国外交部已经向驻北京公使馆下令，近期内严禁俄国驻华外交官和中国人发生什么冲突，给革命委员会以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