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请在座的诸位好好考虑一下，我们保安军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我们实现了吗？如何看待国、共双方的暴力对决？当今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通过暴力能不能完成社会改革？”面对礼堂里乌泱泱的坐着的保安军全体三百多号团级以上师团长、党代表以及参谋长等，李义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供大家思考。
面对连续爆发的社会暴力冲突，保安军也或多或少的出现了思想混乱。一路走来，在江西曾经在工农协会的帮助下并肩战斗过；不过也见识到了暴力革命的残酷性。现在，各地爆发的“清党”、“分共”等事件，让人搞不清到底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了！自然，在保安军中虽然不少是国民党员，但也有一些共产党人。如果不及时的将思想统一起来，那么虽然有军纪的约束，但长期以往，必然会出大乱子！
“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关键就是看是不是爱国，是不是为民。是，就是革命的；否，那就是反革命！大家可以去看看，相互学习一下对方的理论，他们最终的目标都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都是以追求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为宗旨的。所不同的也就是一个手段和方式而已！既然有共同的目标，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协商的哪？所以，在我们保安军里，我不管你是什么党派的，也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意见、想法，大家摆到桌面上，开诚布公的讨论、辩解。话不说不明，真理往往是辩出来的！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会将我们队伍里的国民党打到，也不会将共产党‘清党’。我要求你们在我们福建的法律规定下去为国、为人民工作、战斗！当然，想退出、离去的我们欢送；但留下来的必须要严格遵守我们的法律、纪律！我们不搞因言获罪；更不允许相互打击、争斗！”李义注意看了一下，还好，底下的军官们反应相对平静。
“我们中国未来几十年里，就是一个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自立的时段！我们的主要敌人将是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者。所以，我可以在此告诫大家，眼下不管是南京还是武汉，左派、右派，国共两党都是太冲动了！是对国家民族的不利！将来，在强大的外敌打进中国的那天，他们会有所懊悔的！这就好比一个家里的弟兄两个，打死了还是亲兄弟。我相信，他们终究一天会携起手来的。那么，作为我们保安军，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国共携手、共同探讨富国强民的模式出来呢？或许，我们自己就能继承、发展两党的优点，创造出一个更加先进的政党出来也说不定！”李义诱惑道。
其实，相对与国内的其他省份，福建省政府不仅各项法律制度齐全，同时也是开明兼容的典范。在这里，各种学说、思想都可以落地、生根、发芽、传播。但有一条，必须在法律规范下开展，不得危害社会、人民！所以，尽管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期间，整个福建依旧是按部就班、秩序井然！各地对于帝国主义的暴行，群众也集会、游行支持，但按照规范，绝不会产生混乱！
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福建规范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对老板、雇工；地主、农民各方的权利、义务都做出了细致的法律规定。理顺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保证了全社会人民的生活、生产有条不紊的开展！至此，福建的人们才理解为什么当初李义那么强硬的推行包括各方人民社会统筹在内的法律，这不仅是保障了广大穷苦人民的利益，对于大大小小的工厂主和地主何尝也不是一种保护？采用高税收、高福利的手段平均社会财富，这可是后世李义所推崇的社会制度模式。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整个社会的相对公平和安定！
不仅是在保安军中，同时在整个福建都进行了一次思想反思与清理。责成谘议局全面梳理各项法律法规，本着稳定社会、有利民生的原则加以补充完善！
——————————————————————————得益于福建的社会安定。尽管临近的江西、广东、浙江闹腾的沸反盈天，福建始终保持了稳定。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工运、农运；也没有发生“清党”、“分共”的流血、屠杀！总的说来，中国人还是平和善良的，不到完全活不下去，谁愿意起来造反？面对省外的种种“恐怖”、动荡，大多数福建人都感到庆幸！
李义算不得一个革命者。尽管他钦佩那些不畏生死的革命者，但还是不愿采用他们的斗争方式和手段！他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滥捕滥杀，因为他知道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靠“白色恐怖”是吓不倒共产党人的，只能激起他们更大的反抗。但是记起后世苏联的解体，李义对共产主义也很迷茫！可不可以不谈主义，只论“民主、法制、文明”。人为的将人按阶级划分三六九等似乎也没有必要。
总的说来，经过这次统一思想，福建省政府和保安军理顺了思想，摆脱了混乱状态。年轻的保安军总算又经过了一次考验！
————————————————-此时，北伐也暂时停滞了下来。武汉和南京方面争吵不休。年轻的共产党人还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希望东征蒋介石。
但是，由于唐生智第八军主要就是湖南人。他们面对家乡的乱局更加怨恨共产党。所以，任独立第14师师长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的唐生智部夏斗寅，于1927年5月17日在宜昌发动兵变，攻打武汉，为叶挺独立团击败。紧接着，5月21日，同样是唐生智部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由此可见，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有公开合流的苗头！
6月20日蒋介石与冯玉祥联合，在徐州召开会议。紧接着，冯玉祥部清除内部共产党员。国共对抗有愈演愈烈的趋向！
面对国民党的进攻，共产国际依旧采取退却、避让的策略。企图转而依靠武汉国民政府。5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提出“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
而汪精卫则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汪精卫便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这就是在“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有此借口，汪精卫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反共政变。提出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动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