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近代科学事业尚处于初创阶段。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杨铨、任鸿隽等9人于94年倡议发行《科学》月刊，95年又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经过多年努力，该社发展为全国性的科学学会，对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之中，部分是物理学方面的，如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来华访问，在《科学》月刊上介绍物理学领域的新进展，等等。然而，到三十年代初，在我国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已有许多物理学工作者，建立一个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的需要日渐迫切。
推动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成立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国际联盟于93年派出四位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专家之中，有一位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aulLagevi，872—94）。朗之万来华后，受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他则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建议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以谋求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及国际交流。经朗之万的促进，中国物理学会的筹备组织迅速成立，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932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平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
按照大会通过的学会章程，中国物理学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四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李书华当选为首届会长。至949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历届理事长（或会长）为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
中国物理学会在932年成立时，设立有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
933年又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增设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这几个组织中除最后一个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他三个委员会，尤其学报委员会和名词审查委员会，都做了大量工作。
2.历届年会情况。
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举行年会以及各专门组织进行工作而得以开展的。自932至949年，中国物理学会共召开了次年会。932年8月召开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到会七八十人。北京地区9名会员参加，提交论文年3月会员发展到88人。同年8月，第二次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收到论文3年8月，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到会50人，提交论文4年9月，第四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到会30余人，提交论文42篇。至此次年会，会员人数9年8月，第五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七个科学团体联合举行，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召开，共收到论文48篇。此时，会员已达200余人。这次年会盛况空前，是抗战前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大集会。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和学术机构仓促内迁，各方面条件异常困难，然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并未中止。939至944年间共召开年会次。939年9月第七次年会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到会50余人，收到论文年9月第八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
由于战时交通极为不便，自942年开始，年会分散在各处举行。942年第十次年会、943年第十一次年会、944年第十二次年会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昆明区、重庆区、四川区（成都）、西北区（城固）、贵州区（湄潭）、桂林区六个区分别举行的。942年正值牛顿诞生300周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还分别在重庆、贵阳、昆明以及福建的长汀和永安等地举行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也于943年月举行了纪念会。
在抗战期间，938年举行的第六次年会和94年举行的第九次年会，以及抗战胜利后，94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年会，其情况待查。
947年0月第十四次年会，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沪杭区）和北平协和大礼堂（此为与化学、动物、植物等六个学会联合年会）分别举行。948年0月第十五次年会，分别在北平、南京、广州、武汉举行，均为与其他多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据统计，至948年5月底，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为5年月，第十六次年会（上海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参加者200余人。此时，全国会员共有00余人。
3.出版《中国物理学报》。
为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于933年创刊。学报以外文（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论文，附以中文提要。到937年5月，出版了三卷共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停刊两年多。939至945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共出版了5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纸质虽然低劣，论文却依旧保持该刊物要求的水准。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无论是论文作者还是学报编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以外文发表研究论文的《中国物理学报》至950年底出版了七卷共8期。
当然，中国物理学家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很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则见诸于欧美的学术刊物。
4.审定物理学名词。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于98年设科学名词审查会。920年该审查会议决增加物理组，由中国科学社主稿，编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后来教育部将此“审查本”加以订正，成为《物理学名词（教育部增订本）》，于93年分发国内物理学家讨论，征求意见。“审查本”和“增订本”未颁行实施。当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有编译委员会，萨本栋受其委托编译整理物理学名词。他根据“审查本”和“增订本”等编成《物理学名词汇》，于932年印行。同年夏，国立编译馆在南京成立，也着手审定统一名词。
在中国物理学会932年的成立大会上，教育部和编译馆曾派人员列席，并提请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厘订物理学名词事宜。但这次会议未能论及此事。933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统一名词问题是这次讨论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根据该讨论会议决的意见，中国物理学会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对各方历年编译的草案，详加整理，逐字复查。编译馆则根据议决意见，对所编初稿重加增修，并提交933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审查。在这次年会上，推举出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7人为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杨肇燫为主任委员。这年夏天，名词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开展工作，将各种稿本和各方意见，通体整理。最后，该委员会将审定结果交国立编译馆，略加整理后呈报教育部，934年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为《物理学名词》。至此，自二十年代初开始，虽经十余年间的多次修订但未能最终完成的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期间，杨肇燫、周昌寿、陆学善等物理学家也进行了审订物理学名词的许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数的命名法提出建议，935年，《东方杂志》曾出专号刊载有关讨论。中国物理学会的建议为当时国内科学界所采纳。
5.学会的国际活动。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伊始，即与国外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自932年成立大会后不久，至948年止，先后被选为名誉会员的外国物理学家有朗之万、法布里（.Fabry）、拉曼（密立根康普顿（康普顿（布莱克特（布拉格狄拉克（.卡巴纳斯（J.a-baes）、约里奥-居里
934年，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并于同年秋派王守竞前往伦敦出席该联合会大会。
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的展开，促成了934年朗缪尔年狄拉克，937年玻尔（.Bohr）的相继来华访问。他们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国物理学界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原子弹。
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中国物理学会于94年月5日在昆明发表了关于原子能问题意见书，要求联合国设立原子能委员会，以保证监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组织视察团，调查各国有关原子能应用的真相；设立联合国原子能实验室，共同研究重要问题，并与各国研究机构联系。意见书反映了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的正义呼声。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经过几代物理学工作者数十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物理学教育与研究在我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十九章化学第一节化学教育的发展922年月，以美国学制为参考，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学制，这样，从洋务运动初期就有人企盼、到癸卯学制才制定的化学教育系统，到此时终于初具规模，而且由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化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了.
中等教育。
“壬戌学制”公布后不久，政府就制定了中学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自然科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为“理化”，在初二和初三讲授。同时高中课程总纲规定高级中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科，第二类是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科，分为师范科、商业科、工业科等。第一类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科，在生物、化学和物理中至少必选一科；第二组注重理科，在以上学科中必选两科。同时高二开设化学课。932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正式的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把物理与化学分开了，而且无论初中与高中，都是先学化学后学物理。由于课程过于繁杂，932年又公布了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物理改在第二学年上课，化学改在第三学年上课。
这时化学教育被视为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培养、陶冶、训练学生的兴趣、能力、思想的一种手段。93年教育部修正颁布的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规定中学化学教学的目的为（）使学生获得化学的基本知识，对化学有明确概念；（2）使学生了解化学与衣食住行以及国防的关系；（3）引起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养成随时随地注意自然现象的良好习惯；（4）养成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思考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学化学教育大有改观，尽管实际情况与规定仍有出入，但不设化学课程的现象是完全杜绝了。而且在课程标准里，对教材内容也作了明确规定，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有章可循。教育部于932年颁布中学会考办法，随后又规定各校招考新生的科目，均以化学为考试科目之一，考试范围则以化学课程为根据。因此，课程标准的推行对于提高和统一中国各校化学教学程度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中学生的化学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教学内容和标准趋于规范化的同时，化学师资力量也有了很大改进。
高中的化学教师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甚至有的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学位的。初中化学教师有少数是专修科毕业或大学肄业，学历程度不如高中整齐。不论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化学教师，在大学时绝大多数都是专攻化学专业，或是选修过化学系的课程，少数则是学习物理或生物的。然而，尽管这些化学教师具有较好的化学专业基础，但却有半数以上的在大学时没有读过任何教育学课程，即使有少数学习过一二门普通教育学的，也因其内容广泛，而对专门的化学教育帮助不大。因此，为了弥补化学教师们在教学方法和技巧上的不足，从932年起某些地区陆续开办了科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其中都有化学组，其内容为（）普通化学的讲授与实验，（2）化学教授法讲演和有关化学教学问题如化学设备、教材、教法、课本等问题的讨论。后来因国内战局，这种讲习会停办了一段时间。到了934年，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会办法大纲，并指定由公私立大学和各省教育厅举办，这样，暑期讲习会遍及各地。此后每年各地都有举办这类讲习会的，大大提高了化学教师的水平。
在化学设备方面，教育部除规定中等学校设备经费的比例外，又于934年颁发中等化学设备标准，规定了初中和高中学生实验用仪器药品的普通标准和最低标准，并且拟定了初中及高中化学演示实验仪器药品单，促进了各地中等学校积极扩充化学设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多数高中都有足够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供学生实验所需，一些定量仪器和滴定管及精确天平等已经非常普遍，平均每校的设备约值3000多元。但初中的化学设备仍然较差，有70％的学校有化学课但无化学实验，而且少数独立的初中化学设备极为简陋，平均每校只有数百元的仪器和药品。当时中学化学所需仪器和无机药品，基本上是国产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附设有教育用具制造厂，专门制造中学所需的各种化学器材。高中学生做实验时，多半是两人一组，初中学生则是五六个人合用一套仪器，共做一个实验，各校讲授与实验的课时数一般都能符合规定。一些省市甚至设有公共实验室以供当地各校学生使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科学馆等等，都设有化学实验室。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渐完善起来。到了940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0多种，实验教材近20种，初中课本0余种，实验教材约0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为准，作者大都为有经验的化学教师，因而教材质量提高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以前的中学教学计划已不能符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军训等科目而减少了科学科目，并于940年公布了新计划。如初中又改为先学化学后学物理，高中则分甲乙两组，甲组（理组）每周5时化学，乙组（文组）每周4时化学。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944年**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的3年制中等学校新课程里，没有单设化学，但在医药知识中介绍了一些与化学有关的常用的中西药品的名称、性能，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服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948年又再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化学和物理合并为“理化”，在第2和第3学年每周上课3时，同时又取消高中分级办法，高二化学一律每周上课5时。
2.高等教育。
99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系。随后又有不少大学相继设立了化学系，如南开大学（92）、厦门大学（92）、东南大学（922）、中山大学（924）、清华大学（92）、四川大学（92）、浙江大学（928）、武汉大学（928）、山东大学（930）等校。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设有化学系的理工科大学仍是少数，928年，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共有2598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这个数字逐年增加，到937年与文科学生数相等，直至完全超过。939年国立院校参加统一招生的22个单位，其中4个有化学系（属理学院），个有化学工程系（属工学院），4个有农业化学系（属农学院），个有理化系（属师范学院），陈光旭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985年版，第327—332页。这样，仅有3所学校没有有关的系科。这一届共录取新生537人，化学专业的有39人，比例已是相当大了。
以前各大学的化学教授多半是由外国人担任，到920年代末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国内的化学教授不但全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93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位教授即张子高（88—97）、高崇熙（90—952）、萨本铁（900—987）、黄子卿（900—982）、李运华、张大煜（905—989），都是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937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58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人，化工专业40人，生物化学专业3人，农业化学人，因此可以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际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往往超过规定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仅可供教学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开展。不过，尽管国内已有不少部门可以生产化学设备，但大学里专门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几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898—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分析法》、《定量化学分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补充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根据作者教学经验和中国学生特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940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使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采用国外起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进行各项研究。929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训练，实际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发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究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究院。尽管早在97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际上它并没有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究部，以培养化学专门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究部。这些研究部的建立，为化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孙承谔（9—99）、张青莲（908—）、马祖圣（9—）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虽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定，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订教学课程，既无标准，程度也参差不齐，好的学校课程安排合理，能够发挥学校的优良风格，例如北京大学化学系，93年度的“理论化学”课程就有了原子构造、原子价、分子组织及量子力学等内容，这在三十年代，已经是看到了化学的最新进展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领先地位的了。
93年，教育部开始整理课程。938年公布了理学院必修科目，939年又公布了各系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表，其中化学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学（共同必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需要又作了修订，如944年规定化学系必修的化学课程为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工业化学及作毕业论文。选修的化学课程增加到0门以上，如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制备、胶状化学、化学史、电化学、原子构造、生物化学、矿物学、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原理、国防化学和实验等。抗战胜利后又于948年再一次作了修订，但大多数学校尚未实施，国内形势已经剧变。
除了化学系以外，不少系科都开设了化学课，938年规定文学院第一学年选修普通化学，理学院第一、二学年必修普通化学，法学院和农学院也必修普通化学。940年规定，大学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质系、博物学系、数学系以及法学院、医学院、中医学院等，必修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普通化学实验，选修理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由此可见，化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加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一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给化学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高校被迫停办或纷纷内迁，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损失惨重，不少师生徒步辗转数千里易地执教就学。内迁的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仪器试剂奇缺，校舍拥挤。然而在这一时期化学教育仍然维持了下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成都望江楼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的华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化学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化工系的联合体，以及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化学教育的几个中心，在艰苦的战时为造就化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于940年开始招生，943年与延安大学合并后仍单独成院）设有化学（后改化工）系，学制3年。在自然科学院的4个系中以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最为优越，教师多且质量高，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等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都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并且通过各种关系从香港购进了一批化学仪器，使化学系有了较好的实验条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都能做。除了与机械工程、农学系等共同的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画、外语等课程以外，化学系还开设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工程等课程。化学系的师生们一面学一面做，如参加部分打盐、烧木炭、提炼薄荷油、熬火硝等生产劳动，华寿俊还发明了利用陕北特有的野生马兰草来造纸的工艺。边区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与为解决边区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的。
第二节学术机构与出版物.学术机构的设置。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化学会相继成立。
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纷纷仿效，倡议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907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化学团体。这一组织由李景镐（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发起，成立时会员有吴匡时（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俞同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87—92）、曹惠群、陈传珊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0人。次年会员增加到3年和908年，他们先后在巴黎和伦敦举行年会，计划着手统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四项事宜。他们首先进行的是统一化学术语，厘订了一套元素、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译名方案。并计划编辑化学术语词典，出版支会季报并译书。但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报告》（908年），不久即告终止。92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学会”，924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同时在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化学研究会”，还有留德学生也发起了类似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限于留学生范围，并且当时国内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为学术团体的发展提供一方沃土，因而这些化学学会未能获得成功，相继消失。
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及课程标准等问题。有45位化学家认为随着国内化学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学会组织，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化学会”，推举黄新彦、王琎（888—9）、陈裕光（893—989）3人起草组织大纲，这样，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与第一届的理事们，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选举会和两次理事会，从学会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起草会章、创办会志等重要事项，直至学会的定名、译名、会址、经费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定。于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专门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便在南京宣告成立了。它“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达为宗旨”，为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类似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个专门的研究机关也在中国相继建立起来。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四类国立研究机关、地方性研究机关、私立研究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性质各异，研究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从它们各自的创办、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中国学术界所处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从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中间所引起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
国立研究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所、药物所。此外属于中央政府的研究机构，还有实业部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商品检验局，以及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中央工业试验所下设有化学组，主要从事分析、酿造、窑业、制纸、制胰、加氢蒸馏等工作。实业部在天津、汉口、青岛、上海、广州等处都设有商品检验局，除执行例行的商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95年版，第294—29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国立编译馆932年版。
品检验外，还致力于工业分析的改良标准化以及其他工业研究。而成立于93年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是由金叔初捐款建设的，为纪念其父而命名为“沁园”。它对中国的燃料（尤其是煤）做了大量的显微镜分析和物理化学分析（其中又包括实用分析、低温蒸馏、溶剂试验、焦性试验、含硫质种类研究和石油分析等），为解决中国的燃料问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至于各省政府设立的机构，有山东工业实验所、湖南工业实验所、广东工业实验所、河北省立工业实验所和广西化学实验所等，除广西化学实验所外均隶属于各省的建设厅。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本省的矿物及其他原料、产品等进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开发利用。另外，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也设有工业实验所。
私立的化学研究机构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和上海的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是由川省军政当局及各界人士发起的组织。与实力雄厚的国立或省立机构相比，这些单位虽然规模较，经费来源单一，甚至时有拮据，但它们却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又以黄海社的工作最为出色。私立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曾有过的一个讲求科学、发展科学以富国强民的热潮。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与化学有关的主要研究机构有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雷斯德医药研究所。此外还有天津的华北化学试验室、上海化验室、上海远东化验室和工部局卫生化验室等。另外还有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其规模较为宏大，所中有化学及生物学两科，研究内容多属于化学，比如中药的提取和研究等。这类机构经费较为充足，研究工作各有成绩，对中国的化学界影响很大。
各个公私立的大学是中国化学研究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在各高等学校中，人才集中，资金较为充足，既能从事基础研究，也能从事应用研究。933年到93年《中国化学会会志》发表的203篇论文中，有清华大学化学系的57篇，占总数的28％，由此可见高校研究工作之一斑。
2.出版物的涌现。
专门刊登化学研究论文及有关文章的刊物在中国创办较晚，但化学论文的发表却是在二十世纪初。95年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开始发行，便时常有化学论文发表，但大部分属于概论，研究论文很少。以后数量虽逐渐有所增加，在《科学》中却仍只占少数，如在第4卷《科学》中，化学论文有9篇，共322页，只占总页数的5.4％。创刊于923年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930年改称《化学工业》），是专门登载化学论文的刊物，然而质量又不太高。因此在927年以前，国内的化学论文大多是送到国外刊物上去发表，而且从事化学研究的人以此为荣。927年开始发行的《中国生理学杂志》（由中国生理学会创办），为国内研究论文的发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但是，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份杂志所载的化学论文，仅仅局限于生物化学方面，因此有必要创办一种范围更广泛的化学刊物。
中国化学会从建会开始，就把办刊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932年8月，在学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决定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该刊于933年创办，由曾昭抡任总编辑，主要是发表全国化学界的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论文。从创刊至解放初期，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均用外文发表。这份刊物不但是国内化学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且在国际化学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933年召开的中国化学会首届年会上，为“求化学在国内之普及”，决定创办中文刊物《化学》，协助中国化学会传播化学知识、推广化学应用、提倡化学研究，以宣传报道化学的进展、化学教学法、国内化工概况、化学科研论文摘要、化学出版介绍与会务记载等内容，由戴安邦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从创刊至解放前为止，共出刊卷27期，其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一度停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刊自卷期起，就辟有“中国化学撮要”一栏，由曾昭抡主编（卷3期起，由曾昭抡与张克忠共同主编，曾代表中国化学会主编化学部分，张代表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主编化工部分），将国内各刊物所发表的与化学有关的一切论文、国人在国内完成研究而在国外发表的化学论文、以及由西人撰写但与中国化学有特殊关系的著作等，以摘要形式登出，积累与报道了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国内化学文献的线索，填补了国外化学文摘杂志报道中国化学文献上的部分空白。这是中国查找近代国内化学文献的一种重要检索工具。
《化学通讯》为中国化学会的又一刊物。93年，理事会为了及时报道会务活动，加强学会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决定由总干事吴承洛创办《化学通讯》。937年理事会改推袁翰青任编辑与经理，94年该职由高济宇（902—）担任。《通讯》初为半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到949年出完第4卷后停刊。
除了中国化学会的三个刊物和前述的《化学工业》外，由学会创办的刊物还有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于934年开始出版，中西文稿件并收，多属与化学工程和化学工业有关的研究论文以及材料分析等，选稿较为严格。另外，一些其他学术团体的刊物也时常登载一些化学方面的概论或论文，如中华学艺社的《学艺》、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国内化学刊物及与化学有关的刊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学会刊物、学校刊物、研究机关刊物、工厂刊物。在学校刊物中，像《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933年创刊）、《山东大学化学系试验室报告》（93年创刊）等都是专载研究论文，而且质量颇高，在化学刊物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清华大学的《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93年创刊）、北京大学的《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929年创刊）、中央大学的《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录》（930年创刊）、金陵大学的《科学教育》（934年创刊）也经常发表一些研究性的化学论文，为化学界所重视，其中尤以清华和北大的两种刊物最为重要，并且具有国际声望。这些学校刊物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的化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氛。
在研究机关的出版物中，《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93年开始发行，为不定期刊，935年改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专门刊登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也于934年月起发行类似的不定期刊《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丛刊》，但最初所**文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写成，并且很多文章又重复登载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930年创刊）上。除此之外，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燃料研究专报》、各省商品检验局及工业试验所的不定期刊，也多发表一些化学、化工方面的调查或研究论文。而私立研究机关中，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印行有不定期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丛刊》（不定期）。930年创刊的《海王》，属于由化学工厂发行的刊物，它是由塘沽的久大、永利及黄海三机关联合设置、由海王社创办的，其中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化工论文。这种种刊物，虽有专门与非专门之分，并且质量不一、规模各异，但都是三十年代中国化学研究勃起的产物，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还有一值得特别提出，二十年代初，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窦维廉（WilliamHerydolph，890—952）就开始把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写成英文摘要，送给美国化学会所办的《化学文摘》（hemialbstrats）登载。935年，由于国内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窦维廉一人难以承担，便邀请曾昭抡参加这项工作，由美国化学文摘聘请为摘要员。尽管在20多年里在该文摘上登载的中国化学家的论文摘要屈指可数，而且偏向于生物方面，但由于美国化学文摘为世界上堪称完善的化学文摘刊物，因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
除了刊物以外，书籍也是化学出版物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从927至94年春，中国出版的化学书籍共有327部，其中工业化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大，这是与当时中国热衷于发展化学工业以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学教科书及普通化学书籍，而程度高深的研究专著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才刚刚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站住脚跟。
谭勤余“中国化学史与出版物”，《学林》第8辑，94年月。第三节二十世纪上半叶名词术语的厘订化学译名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化学史上占有一个比较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自江南制造局翻译化学书籍以后，化学译名便成为各家译书者共同注目的一个焦，同时也成为中国早期化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自十九世纪以来，化学发展迅猛，更是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新名词，而且科学愈是精深，其名词也就愈加复杂。中国的化学较西方起步晚，势必要以翻译西书作为基础，因而命名系统的创立便应时而生。在92年以前，就已有了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命名草》、李景镐的《有机化学命名例》等，但都未能得以普及。95年，教育部公布《无机化学名词》，仍是不甚详细，而且没有涉及到有机名词。到98年，由博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医药学会及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的“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扩展成了“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并且除了医、药两组外又加入了化学组，开始审查化学名词，从元素到无机化合物，到术语，到理化仪器，到有机化学普通名词，最后到有机化学系统名词。92年全部名词审查完毕，由教育部公布，至此化学名词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这期间花了五年的时间。
但是，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制定的化学名词，却始终未能得到普遍推行，反对力量主要是来自当时在国内出版界居首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就一直在采用郑贞文（89—99）制定的无机和有机名词系统，而且鉴于该馆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当时社会上所用的化学译名，绝大多数都出自该馆。郑贞文的名词系统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方案有很大分歧，这样，关于化学名词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932年以后。
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设立大学院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以代替以前的教育部。928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成立，“聘请专员，广搜近年出版书籍，调查著作界采用化学术名之标准，分列统计，以察众意之所趋。未及决定，而大学院改组，译名工作遂由教育部编审处继续进行”。932年5月，国立编译馆成立，在这之前，译名问题虽然没有确定方案，但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了基础。
国立编译馆成立，便开始着手整理化学名词，聘请郑贞文主持此项工作，参考各方意见，编成具体方案。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陈可忠的建议，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在译名方面，由郑贞文拟定的草案，在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并交译名组通过后，由大会讨论，通过了若干条重要的化学命名原则，并对元素译名进行了表决。同时请求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和仪器名词。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聘请郑贞文等7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郑贞文为主任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的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的意见，终于完成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于月由教育部公布命令，次年月出版，成为国立编译馆最早出版的科学名词专著。
《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在学术界及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行，新出版的化学书籍几乎全都采用了这项原则。至此，十多年来一直迁延未决的化合物译名问题，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化学命名原则》，国立编译馆933年版。
除《化学命名原则》外，在国立编译馆编辑制定的化学名词中，还有化学仪器设备名词、化学术语、化学物质名称等。这些工作在三十年代都得到很好完成，成为化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良好基础。
《化学命名原则》为数种化学物质的西名中译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可行的、统一的标准。它列出了92种天然元素，在标出其拉丁名、英文名以及符号的同时，列出了中文译名和读音，采取“气态者从气，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的命名方式。清末徐寿和傅兰雅曾给4种元素命名，而在《原则》中，这4个元素名称里有44个被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另外有0种采用了新的读音以使其与拉丁原文相符合；8种元素的中译名称改变，其中包括氢气、氮气、氧气和氟，新名称能很好地反映出“气”的性质；还有两种元素铍和铌因拉丁名的变化而被重新命名。
对于无机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徐寿创造的以分子式命名的方法，一价化合物或氧化物如al，称为“x-化-y”，即氯化钠；多价化合物如Fel3、Fel2、O、2O以及H2O2等，则根据相应的英文名形式命名，即带有后缀“-i”的命名为“x-化-y”，如氯化铁、氧化氮，带有“-ous”的称为“x-化-亚-y”，如氯化亚铁、氧化亚氮，而带有前缀“per-”的称为“过-x-化-y”，如过氧化氢。盐类也同样如此，a3O4称为磷酸钠，FeSO4则称为硫酸亚铁。采取这一方式，《化学命名原则》为所有无机化学的命名指出了一条通用法则。
然而，《化学命名原则》的最大贡献则在于有机化学名词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就已经采用了系统的有机化学命名法。因而这时的中国化学家，面临着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汉语有机化合物命名体系的艰巨任务。908年虞和钦提出了根据有机化合物结构而不是组成元素或外文名称来命名的方法，这就为932年的化学讨论会上最终制定命名体系指出了一条道路。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是由几种元素组成的，其基本元素为碳、氢、氧等。在不同的化合物中，每种元素的数目可以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各组成部分的特殊的排列方式。因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必须要能够反映这种独特的分子结构特征。对于最简单的碳氢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选择了碳氢来对其进行区分，碳键饱和的碳氢化合物称为“烷”，意思是“完满”，不饱和双键的碳氢化合物，则称为“烯”，意思是“较少”或“不定”，而对于不饱和三键的化合物，则称为“炔”，意思是“缺乏”。
对于芳香族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命名。每种化合物都以一个带有“草”头的字来表示，并用最接近于英文名称的读音来命名，例如“苯”、“萘”等，都是采用了汉语中的谐声方法。每种有机化合物的名称都必须是比较准确而且易于区别的，为此中国的化学家们作出了许多艰苦然而巧妙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例如，对于开链化合物，首先必须描述出它的长度，也就是最长链中碳的个数。《原则》中以“天干”来表示0个以内的碳原子数（超过0则采用通用的计数法），放在化合物类型的前边，例如个碳原子的烷称为“甲烷”，两个碳原子的“烯”称为“乙烯”，3个碳原子的炔称为“丙炔”，个碳原子的烷则称为“十一烷”，以此类推。另一方面，环状烃是通过前缀“环”字来加以区别，例如“环戊烷”。而当主链区分了以后，其支链的类型、位置等也必须在名称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国的化学家在支链中加以“基”字的方法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其命名为“x-基-代-y”，例如“甲烷基代丙烷”、“乙烷基代苯”等。
以上只是《化学命名原则》中大量命名体系中的很少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中国化学家以西方已有的命名体系为模式，创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研究状况并能较好与西方相呼应的较为完善的化学命名体系，为中国尽快、尽好地引进西方新知识，发展自己的化学研究事业扫清了障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第四节分支学科的建立化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始于二十年代。这时期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对中国化学史的考据，例如王琎对于制钱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古代使用金属的研究等等；另一是对物料的分析以及工业化学研究（即利用国外已有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工业上的特殊问题），这类工作在当时为数甚少；再一方面的工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协和医学院对于生物化学的研究。协和医学院因经费充足，人才集中，所以开始研究工作较别处早，自92年成立起，便开始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发表。到了925年左右，由于陈克恢（898—988）关于麻黄素的药性研究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协和的生化研究也随之达到**，并带动了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工作。
不过，尽管由于协和的特殊条件使得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起步较早，发展较为迅速，但化学其他领域在中国的开展，仍是始于二十年代末期。北洋政府时期，战事连绵，教育经费严重拖欠，科学工作者无以为生，刚刚在中国略有萌芽的化学研究基础未立，更是毫无发展可言。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尤其是以提倡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为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针，因而全国各处的公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设备上都有明显的改进；而国立研究院的设立，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来，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中国的化学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奠定基础并迅速发展的。
这时化学研究的中心，除了由西人主持的协和医学院外，还有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它们各自都有一支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工作成绩卓著。同时，这种区域布局也使初期的化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得较为平衡。但不久以后，广州方面因陈可忠因病离职而受影响，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而使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就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中心，再加上北平研究院化学所、燕京大学、中法大学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的共同努力，使平津地区的研究力量愈加强大。直到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中央大学重新开始有论文发表，才又恢复了南北两方的研究工作并驾齐驱的局面.
生物化学。
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始于二十年代，主要是在蛋白质化学、脂肪化学、食物化学、营养学、激素、维生素、免疫生化、消化与代谢等领域。除了协和医学院这个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以外，其他的研究机构还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南京卫生署、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截至949年，在国内外的各种生物化学及有关刊物上，共发表了中国生化工作者的论文400余篇，其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不乏其数。
吴宪（893—959）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920年回国，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从事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和氨基酸代谢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提出的本节请参阅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卷》“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期”第9篇“基础学科的建立（下）”化学部分，湖南教育出版社995年版。
“血液系统分析法”，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为现代临床化学奠定了基础，因而被誉为血液分析的权威。另外，他通过对蛋白质变性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指出蛋白质的变性是因为蛋白质分子从折叠而变为舒展。这是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的学，从而给“变性作用”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同时他还观察到天然的和变性的卵蛋白和牛球蛋白的分子量约为34000的倍数或亚倍数，这些结果与今天对蛋白质分子量所研究得到的亚单位结果是相符合的，这就证明早在0年前吴宪就已首先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吴宪大量的研究工作中，有一项特别引起国人的注意，那就是从927年起，他用大白鼠传种数十代，研究了纯素食和荤素杂食的营养价值及其对生产、生殖、基础代谢、自发性活动以及对寿命的影响等，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一般人民的身材矮，其原因是由于所吃的基本上是素食，其中蛋白质的生物价值较低，钙和脂溶性维生素的成分较少。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为了维持人民的健康，938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制订了《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标准。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食物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编著了中国第一部《食物成分表》。他编著的《营养概论》（929年）内容丰富，既是一本简要的参考资料，又是一本通俗读物。此外，三十年代初，性激素研究在国外起步不久，吴宪十分关注这个新的领域，并且做了一些试探性工作，为中国激素生物化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至949年，吴宪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除了《营养概论》外，还著有《物理生物化学原理》（英文版，934年）。他的论文绝大部分是用英文发表，深受国际学术界的推崇，是国际上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之一，是中国生物化学、营养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创始人。
对维生素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引起了中国化学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维生素在食物中的分布研究得最多，而其他几种维生素，有的因为设备不适，有的因为测量复杂，因而发表的论文较少。清华大学的萨本铁专授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自934年以后，他在继续从事有机分析工作的同时，又率领学生，开始从事维生素和氨基酸（旧称胺酸）的研究。他对中国各种食物中维生素的含量作了大量调查（这是他最受国内同行称道的一部分工作），从而发现，好些国产食物中都含有很多维生素，如果要想得到这种维生素，大可不必一定要吃美国桔子，有些价格远为低廉的中国桔子也是一样的好。同时萨本铁指出维生素与糖类有同样的来源，可能由乙醛酸与-异赤丝藻糖缩合而成，也可由乙醛醇与-异赤丝藻糖缩合、再经过氧化而成，还可由环己六醇分子重排为-古洛糖或-半乳糖、再经过氧化而成。根据这一假，萨本铁提出了合成维的理论路线及实验方法，以弥补欧洲学者的研究中原料昂贵、毒性大、合成周期长等缺。然而，由于国内实验设备简陋和材料的缺乏，萨本铁没能完成维的实验合成。这个人工合成维生素的首例由一位英国人完成并获得了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营养学是以生物、生理、农业为基础而应用于医学、药学、卫生学的一门学科，中国在这方面的初期工作，多是关于人民生理状况的调查。以后范围逐渐扩大，有膳食研究、国产食物的分析、矿物质营养素的研究等。其中，植物性食物受到人们更大的关注，而对于动物性食物则兴趣甚少。这一时期致力于营养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协和医学院（膳食营养、蛋白质、酵素等）、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935年添设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特别注意本国普通食物的调查和分析、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的研究、食物烹饪法及保存法的研究和改良）、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中国北部食物营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食物分析及调查、米麦营养及植物油中植物蛋白质的研究）、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中国食物的分析及营养、碳水物的代谢、维生素及矿物质），还有上海医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南开大学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探求如何能在国民经济可能的范围内对中国的食物进行改良，以使多数国民的健康水平较高，从而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食物化学方面，以前中国有许多迷信，民间素有食物相克之，认为有些东西合在一起吃会导致中毒甚至死亡。这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忌讳，老百姓深信不疑。生物化学家郑集选择了4对被认为是典型的相克食物，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先用动物作试验，然后亲身尝试这些向来忌讳的混合食物，结果根本没有中毒现象，以科学家的勇气和科学的证据否决了流传千年的食物相克之。虽然这项工作对于生物化学理论或实验技术本身的发展贡献不大，但它却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体现出中国的科学家们将科学应用于实际而不是空谈科学的良好风尚。
生物化学与药理学相接壤的药物化学，尤其是中草药化学，也是自二十至三十年代发达起来的一个领域，研究成果颇令世人注目。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是用草药治病，但自清朝海禁大开以后，西药大量涌入，以其药效高的特逐渐取代了国产药材。然而，西方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却对中药产生兴趣，他们用化学方法提炼出其中的有效成分，从而证明了某些中药的作用强于许多西药，而中药之所以有时药效不强，是由于未经提炼致使有效成分不高。协和医学院成立后，这项研究最初由药物化学家黎德（Read）教授传来中国。924—925年，陈克恢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素用于治疗。这种药曾由西人用狗作过试验，陈克恢首次用人作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项工作发表以后，顿时名闻世界，陈克恢被美国里耳利（Lillie）制药公司以重金聘去，专为该公司进行研究。同时这项研究的成功在国内也引起很大反响，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国产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取及其化学结构进行研究。协和医学院在这方面是研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
实际上，二十至三十年代，在国内运用可以利用的有限手段，首先对中草药进行系统研究工作的，还是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十余年、后任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所长的赵承嘏（855—9），他是最早对中药里所含生物碱进行分离的化学家。他在92年发表的关于麻黄素研究的论文，是中国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草药的最早的论文。他研究了延胡索、贝母、三七等30多种中草药的化学成分，得到了许多新生物碱结晶，其中有些被发现具有较强的生理或药理作用。例如从延胡索中分离出的延胡索素乙、延胡索素子和延胡索素丑都有和球冠素相似的作用，延胡索素乙在临床上可作为镇痛、镇静剂使用。在赵承嘏之前，提取植物有效成分一般均用乙醇浸泡，这样所得的粗提物成分复杂，不易进一步分得结晶单体。他根据生物碱的性质，采取碱磨苯浸的方法，使粗提物成分趋于简单，减少了进一步分离单体的困难。他用自己创造的一套方法，往往从一种植物中分出多种结晶，单是从延胡索中就分得了3种生物碱结晶；并且能从他人已详细研究过的中草药里分离出新的成分。到949年为止，他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共发表了论文50余篇。对中草药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化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自935年以后，中国化学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中药的分离和精制，而且从事其结构式的研究以及合成。在这方面，黄鸣龙（898—979）的工作开创了中国化学家研究生物碱的构造的先例。他通过结构研究，证明赵承嘏由延胡索分出的3种生物碱有3种与前人研究相同。从此，中国化学家对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
除了中草药等天然药物之外，中国化学家对于药物合成的贡献也很多，例如维生素、性激素、磺胺类药物与青霉素等的研究工作，都有中国化学家参与其中。942年汪猷（90—）进入上海丙康药厂担任厂长和研究室主任，致力于针剂制造和磺胺类药物的合成。944年他偶然得知国外发现了一种特效的、从霉菌中培养出来的抗生素，于是他开始学习微生物学、发酵等方面的知识，以求在中国开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他终于分离得到了一种新的抗生素——桔霉素，论文于947年在美国《科学》上发表后，美国一家通讯社从旧金山发出电讯，报道中国的化学家制成了一种青霉素菌族抗生素的消息。947年9月他应聘参加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工作，此后继续研究桔霉素，带领几位青年助手，使双氢桔霉素的化学及其抗生素作用的机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2.有机化学。
除了生物化学以外，二十至三十年代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就是有机化学领域。中国化学家研究有机化学的人最多，成就和贡献较大，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复杂的天然化合物及其类似物的合成，因而在有机机理以及立体化学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
933年，在德国哥丁根大学工作的庄长恭（894—92）氧化分解麦角甾得到了原-别-胆基酸，证明当麦角甾（或甾醇）受到氧化分解时，链的破裂是在第24个碳原子上发生的。这是中国有机化学的先驱性工作，对于当时的多环化合物化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萨本铁是中国化学家中著作最多的一位，他最初的工作偏向于制备各种酯、测定它们的物理常数如沸、比重、折光率等，然后再制出这些酯的苯腙和缩氨基脲。后来，他又开始进行各类有机化合物的鉴定工作，用各种试剂制成各类化合物中代表物的衍生物来进行鉴定，例如用肼衍生物对氯苯肼来鉴定醛和酮，用三硝基苯间二酚（收敛酸）来鉴定萘、蒽等。他每年都要用这种方法鉴定出数十种化合物，成绩斐然，因而在这方面成为国际上的权威，得到了西方化学家的推崇。
嘧啶化合物是较早在中国得到研究、并且成就颇丰的一个领域。纪育沣（899—982）在920年代就随同国际嘧啶化学权威约翰逊作研究，回国后继续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扩展工作。不论是在雷斯德医学研究所，还是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北平研究院药物所，他的主要精力都是在这一领域，40余篇研究论文中属于嘧啶类研究的占二分之一多，它们大都以β-醛酸酯或β-酮酸和尿素或硫脲作用，以制得嘧啶的羟基衍生物尿嘧啶，从而制备氨基衍生物胞嘧啶，或者制成硫氰基衍生物而研究其重排反应。他的论文中有许多都记述嘧啶的硫氰酸衍生物加热重排成异硫氰酸的反应，还提到嘧啶环中的酶硝酯重排现象。920年代以前，嘧啶化学的研究在中国没有任何基础，纪余沣虽然也同中国大多数化学家一样，研究途径与方法大都遵循国外，但他所采用的新的合成方法和步骤，使中国尚处于草创时期的嘧啶化学的研究水平并不逊色于国外。
937年，袁翰青由于对联苯化合物立体化学的研究作出成就，荣获了荷兰皇家学院颁发的范霍夫纪念补助金，这是为纪念物理化学家范霍夫而设立、专门奖助各国青年化学家的。袁翰青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了联苯的立体化学研究，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与合作者首次拆解了理论上可以拆解、但尚无试验证明的2，2’，4，4’-四溴联苯酸，得出两种旋光异构体；还首次制得了-苯磺酰-8-硝基-甘氨基酸并进行了消旋速度的测定。三十年代末，他提出根据缔合因素的不同来测定-、β-或顺、反两种几何异构体的新方法，这是由于缔合因素与氢键有关，β-式分子式内部能形成氢键，而-式则不能，因而β-式的缔合因素于-式。缔合因素可用冰降低法来测出，由此就可鉴别顺、反或-、β-二种构型。这种方法适用于某些含有给电子原子的圬或腙类化合物。袁翰青用这种方法检查了若干个已知有几何异构体存在的化合物，结果很好，从而证明他的氢键理论是正确的。袁翰青的工作，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940—943年，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的黄鸣龙，利用从药房买来的驱蛔虫植物药山道年，进行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立体化学研究。这样，在战时简陋的条件下，他发现了变质山道年的四个立体异构体可以在酸碱作用下成圈地转变，这在立体化学上是个前所未有的发现，因而引起了当时国际上许多著名有机化学家的重视，有机化学大师武德沃德等人还参与了有关的研究。这项在昆明的防空洞里通过分析、推理而得到的发现，为以后国内外学者解决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绝对构成和全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和结构测定上，当需要将醛类或酮类的羰基还原为次甲基时，常常要用到开息纳-武尔夫（isher-Wolff）还原法，但是此法要用封管和金属钠，以及难以制备、价格昂贵的无水水合肼，而且在应用此法时如果有极少量的水分存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副反应。虽然国外有人进行过改良，但效果不显著。9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黄鸣龙对此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经他改良，反应过程中先蒸去水分，然后回流加热，这样就可以用普通的85％水合肼代替无水水合肼，用氢氧化钠代替金属钠，从而使还原程序简化，产量大幅度提高，得率可达95％。黄鸣龙还对这种方法的范围作了许多研究，可以用来合成女性激素雌酚，还可用于甾体化合物中还原酮基得到80％的正常还原产物，对某些含内酰胺基的酮类化合物也能正常地还原。黄鸣龙改良的开息纳-武尔夫还原法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写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简称为黄鸣龙还原法。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化学研究初创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有机化学工作者以他们丰富的研究成果，紧紧追赶着世界化学前进的步伐，有的对西方化学家的工作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有的提出了最新的学和实验方法，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在研究如何把化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践。清华大学的高崇熙，以北方特产大麻子油为原料，先后制得了辛醇、酉二醇、庚醇、辛胩、丙二酸庚酯、癸酸乙酯、溴庚烷、十一烯酸、壬二酸等等，这种利用中国资源、大量制备纯净有机化合物的研究方法，对于促进中国的有机化学研究，是一个不的贡献。934年，他还同金开英、曾昭抡等人一道，在北平设立了“中国化学材料实验室”，专门制备各种特殊有机药品及分析药品，供各大学和研究机关使用。抗日战争开始，后方化学试剂极度缺乏，高崇熙又从精制三酸为起，研制化学试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战争导致进口试剂来源中断所造成的损失。
要追溯近代化学在中国创立的历史，就必须提到一个在化学诸多领域成绩卓著的人——曾昭抡。92年，他在美国以《有选择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继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用低级醇制备卤代烷、以肟类在醇溶液中还原来制备胺类、在不同条件下制备谷氨酸、它们与胺类和铵盐的作用以及d-谷氨酸的转化作用、有机金属化合物的性质、醌的一元肟水解成醌、合成甘油酯等等。他与合作者共同合成的对-亚硝基苯酚，后来被载入了有机化学词典，为国际化学界所采用。另外，他还和孙承谔等人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的公式，制出一个化合物的沸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若求某化合物的沸，只须将各原子半径代入即可算出，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溶的公式。在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的研究及改良方面，曾昭抡也作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经他改良的Mul-lie熔测定仪曾在中国各大学普遍采用。曾昭抡及其合作者的工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一部分水平，有的为世界化学界所重视。更重要的是，他处处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的精神和行动，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无机化学。
自然科学在中国建立的初期，各门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则更为突出。对于整个化学领域来，无机化学的发展就属于比较迟缓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比不上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但这并不等于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就没有无机化学，中国的化学工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为中国的无机化学事业播下了种子，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贝采里乌斯（JosJaobBerzelius，779—848）于88年由两元素直接合成了Se2l2。后来他的方法经六次改进，都认为产物遇水分解，不得与水接触。925年高崇熙试验了8种新方法，证明Se2l2可在含70％的水的体系中制备出来，产率为90％。这一结果，得到了无机化学界的称赞。不久后，高崇熙用同样方法制得了Se2Br2，并测出了它的沸、熔、密度和折射率等物理性质。此后，他及其合作者又陆续精制出u、Z、M、o、i的硒酸盐和苯胺络合物，还用浸液折射计法测定了硒酸铜从0到40℃的溶解度。这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对硒及其化合物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932年，戴安邦（90—）发表了“氧化铝水溶胶的本质”的博士论文，以配位化学的观阐明了氧化铝水溶胶的组成、性质、结构和生成机制。这是中国较早从事胶体化学与络合物化学研究的成果。自此，他对硅、铝、钨、钼、钍、铬、铁等元素的多核配合物化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了戴安邦的工作以外，络合物化学的研究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进展，例如硼酸溶液中加入多羟基化合物后［H+］或pH值计算公式的提出、五氨一水合钴及四氨二水合钴的硫酸盐的组成随硫酸浓度而改变的研究等等。这类研究虽属凤毛麟角，但在化学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已是实属不易了。
在西方，对重水的研究肇端于三十年代初期，93年发现重氢，935年重水投产。而在这时，中国尚无重水的生产，自然更谈不上研究了。935年，在德国学习的张青莲完成了重水的密度-温度状态图，93年又提出了地球上重水和重氧水的分布理论，这是中国学者在国外作出的又一项重要成果。937年张青莲回国任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鉴于当时国内不能生产重水，因而带回了少量重水，以便继续进行研究，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四十年代，张青莲与其合作者进行了两次重水热膨胀的精密测量，所得结果与国外研究非常接近。这是中国重水研究中颇为出色的一部分工作。他还研究了重水的Laidler反应，证明这种反应在重水中的速度比普通水中更快；对D2H2与HI的反应速度的研究结果也是如此。949年，张青莲等人以铂为阴极，在室温时电解含有氢氧化钠的重水稀溶液，求得了氕氘的分离因素，从而证明了Eyrig-Glasstoe-Laidler超电位理论（即氕和氘在阴极上的超电位不同）。这些工作构成了草创时期的中国同位素化学研究。
949年以前，在无机化学方面，纯粹无机化学范围内的研究寥寥无几，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无机化学应用方面，也就是无机工业原料和方法的研究，其中有对四川自贡的盐、山东博山的陶土、浙江富阳的矾等物产的分析与开发，以及侯德榜对酸和碱的研究，等等。
无机化学应用方面的工作除了前述的以外，还有潘履洁关于电解电镀的研究和抗战期间对活性炭制造的研究，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潘履洁对铜、黄铜、镍、银、锌等金属的电镀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寻找铜电镀液中u、游离氰基以及a2O3的最佳摩尔数比、绘制可省去计算麻烦的控制和调节镍电镀液pH值的图表等。潘履洁的工作，代表了中国三十年代电解电镀研究的水平。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化学工作者深感国防化学的重要，不少人开始关注于军用物资的制造。在一二九的淞沪之战中，日本人使用了烟幕，因而上海方面的化学家对活性炭作了一些研究，临时赶制了防毒面具送往前线。这场战争刺激了对活性炭制法的研究，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实验室扩展到了工业生产。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实业部中央工业实验所、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都先后开始了这项研究。其中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首先用化学活化法获得了成功。北京大学的研究结果认为活化时用二氧化碳代替蒸汽可提高产量而无损于质量。然而，对活性炭的研究始终未能工业化，五六年后更是销声匿迹了，因而政府所办的防毒面具厂仍不得不购买德国制造的活性炭。抗战期间，中国化学家在用土法研制军用化学物质如火药火器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4.物理化学。
从877年德文的《物理化学杂志》创刊时起，几十年来，在化学各科中物理化学的发展是最为迅速的。然而在中国，由于人们羡慕的是西方工业的发达，因而更加崇尚科学的应用，而往往忽视了纯粹的理论学科，这就使物理化学这门需要非常精密的实验仪器和同时具备深厚的数学、物理学功底的研究者的学科，在中国难以得到长足的进步。据统计，93—940年的0年间，美国《化学文摘》所摘录、以及《中国化学会会志》和《中国物理学报》所发表的中国学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是前0年的5倍多，而其中在国外完成的论文则约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物理化学是近代化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起步虽然较迟，发展较缓，但还是有一些工作出类拔萃，为世界化学界所关注，同时也为化学在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929年，傅鹰（902—979）在美国发表了《硅胶自溶液中吸附问题》的博士论文。著名的屈劳倍规则认为，吸附量随溶质（同系物）碳氢链（H2数目）的增大而有规律地增加，然而在傅鹰的论文中，他却以二氧化硅水解制得的纯净硅胶自四氯化碳溶液中吸附低级脂肪酸的同系物，证明吸附量的顺序为甲酸＞乙酸＞丙酸＞丁酸，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屈劳倍规则可以是完全颠倒的。在当时这是一个罕见的结果。此外，在这篇论文中，他还提出硅胶能强烈吸附碱，吸附的顺序为LiOH＞aOH＞OH＞H4OH；但只能吸附少量有机酸（0种），不能吸附无机酸（4种）。同时，他还测定了这4种有机酸和无机酸的水解吸附。这篇论文对影响溶液吸附的各种因素（包括溶质、溶剂和吸附剂表面三者的性质）所作的有指导意义的分析，已成为吸附理论的组成部分，有不少学者多次引用这一论文的结果，并认为其结果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另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期间，傅鹰在仔细考察润湿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化学方法，这在当时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与著名的B.E.T.气体吸附法相比，这项工作要早八年，而且不必假设吸附分子的面积，在许多胶体化学的经典著作中都对这一方法作了介绍。这些工作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作为物理化学内容之一的电化学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极少引人注意、发展迟缓的分支学科。各大学的课程表中列入了电化学的，不论是选修还是必修，都是寥寥无几，自然就谈不上专门的实验课了。然而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学者也有较为出色的工作。早在9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刘树杞（890—935）就完成了很有价值的《从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的博士论文。用这种方法，能将有机物销毁而将铬酸和硫酸回收，在回收有用物质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因而在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应用后颇受厂家欢迎，并申请了美国专利。直到四十年代，刘树杞这一博士论文的结果，还在一些学者的专著中被引用。他是中国最早研究镀铬的人。929年，刘树杞再度赴美后很快完成了《电解制造铍铝合金》的著名论文。铍铝合金具有质量轻、强度高、抗腐蚀等许多优良特性，随着航空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的飞速发展，它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新型材料，但很多年来，化学界普遍认为它的制造问题很难解决。因此，刘树杞的成功研究，成为当时化学界公认的卓越发明，并在美国商部注册，欧美的学术刊物和报纸争相报道。刘树杞深深地了解中国富藏各种金属，他选择制造铍铝合金及电解取钨、取铝等项目，就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以解决国际民生的大问题，他亲自筹划和安装的中央大学熔盐电化学实验室、主持建设的北京大学电化实验及科研室，都是中国最早进行专题实验和科学研究的场所。
934年，黄子卿（900—982）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致力于三相的测定工作。水的三相是热力学研究中的重要数据，而当时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精确数据。黄子卿精心设计了实验装置，运用简单的仪器，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测试，终于测得了当时最精确的水的三相为热力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数据，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其后美国国家标准局组织人力重复验证这一数据，所得结果与黄子卿的测定值一致。从此，黄子卿测定的三相被公认为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数据。三相是温标研究中必须的几个标准之一，没有准确的三相数据，会使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受到影响。因此，三相的精确测定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热学计量工作，而且对热力学和物理化学的发展都具有意义。黄子卿由于三相的精确测定，被选入948年美国所编的世界名人录。直到95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温标会议，还再次确定黄子卿测定的数据，并以此为标准确定绝对零度为—273.5。四十年代以后，黄子卿又专注于溶液理论的研究工作，947年。他在“间-硝基苯甲酸在水中的溶解度盐效应”一文中，对电解质溶液中离子-溶剂、离子-离子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此后他一直对这个课题不间断地做研究工作，他的论文逐渐受到国内外溶液理论工作者的重视。94年，一位德国学者就在其博士论文中引用黄子卿的盐效应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黄子卿测定三相的同一年，还有一位中国学者也在物理化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孙承谔与美国化学家合作，发表了有关活化能计算结果的论文。97年，在美国化学会百周年纪念时发表的“物理化学一百年”专文中，还将此列为百年成就之一，称之为“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并用现代精确实验证实”。在当时，孙承谔是国内最年轻的一位化学家，在美国留学时先是从事偶极距的测定，后来又致力于量子化学的计算，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仍然从事这两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深受化学界前辈的器重。
早在928年赴美留学期间，李方训（902—92）注意到Grigard试剂在乙醚溶液中的电输现象有着出乎意料的结果。Grigard反应作为有机金属化学方面的一个重要反应，当时虽已应用，但对其机理还未阐明。李方训从这个异常现象出发，开创了Grigard试剂非水溶液中一系列性质的研究，并首先在世界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对了解Grigard试剂在非水溶液中的作用机理作出了贡献。抗战期间，他系统地对溶液中离子的性质这个物理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连续发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离子的表观体积、等张比容、离子的极化和半径、离子的抗磁性磁化率等几十篇论文，为国际化学界所公认，被许多中外专著所引用，从而取得了优异成果。947年，他代表中国化学会出席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议并提交了论文，还出席了英国化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大会。会后他应邀到英国和美国讲学，讲学期间，为了表彰他在溶液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美国西北大学于948年特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赠予象征已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自从93年玻尔（ielsBohr，885—92）应用量子理论解释原子光谱以后，光谱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从原子光谱扩展到双原子分子光谱，进而到复杂的多原子分子光谱，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分子光谱学。二十世纪的前一二十年里，中国几乎没有人从事分子光谱学的研究，进入930年代后，研究之风骤起，而且是在紧紧追随着世界的研究趋势，甚至于出现了在所发表的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中以分子光谱的为最多的局面。当然这其中物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居多，但作为中国分子光谱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的吴学周（902—983），他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933年，吴学周由德国归来，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先后带领柳大纲、朱振钧、武迟、张滂、朱晋锠等人，开展了分子光谱学的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中国化学会会志》、德国《物理化学杂志》、英国《化学杂志》等刊物上共发表了篇学术论文。在吴学周的数十篇分子光谱论文中，有20多篇影响较大。通过这些工作，他发现了一些新的光谱带系，解决了多原子分子的一些重要结构和化学反应机理等问题，在930年代，分子光谱理论和实验技术尚处于创建初期，这些开拓性工作，对发展量子学的物质结构理论，创建物理化学的分子结构学科，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推崇，在某些方面至今还为人们所引用。
5.分析化学。
在化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中，分析化学的发展最为迟缓，最初它被看作仅仅是一种工具学科而不受学者们的重视。而在中国，这种偏见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它导致了近代中国萌芽时期分析化学研究工作的数量稀少，质量也较其他学科逊色。
王琎是中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开创者，923年他在分析五铢钱的化学成分时，首先对分析方法的准确度进行了研究，这在中国化学界是属于开创性的。他用半克重的古钱样品进行定量实验，而后又将纯的铜片、锡块、锌粉、铅粉按普通古钱的比例配成混合物进行化验。用这种方法分析古钱，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927年，王琎采用化学分析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化验，通过对长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钱塘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蛋白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的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
要回顾中国分析化学初创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要提到韩组康（894—98）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家中少数几位未留过学中的一个，但他不仅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声誉。他在美国化学杂志上发表的铬矾中氧化铬的碘量法测定（929）、一种化学调味品谷氨酸钠（929）、用联苯胺测定醋酸铅中的醋酸（93）、氢氧化钠溶液中碳酸盐含量的容量测定法（932）、Warder碳酸盐测量法的改良（934）、用乙酰化作用测定在香精油中的乙醇（940）等十几篇论文，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有的被再版，有的被许多著名学者收入教科书、手册或专著中，是世界名著中最早引用的中国分析化学家的工作。他还设计了不少分析用仪器，如氢氧化钠、氯化亚钛等不能与空气接触的标准溶液用的滴定仪器、蒸发液体或驱逐气体用的玻璃棒，以及容积于50毫升的标定溶液时用的吸管。值得一提的是，从924年起，他用自己的工资积蓄，逐渐买了一套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上海北四川路05号家中装置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分析化学实验室（包括当时较先进的比色计和酸度计等）。他的许多论文就是在这个家庭实验室中完成的。934年他因病没钱治疗，才把实验室卖掉。在欧洲，十八至十九世纪时有很多科学家自己建立实验室，而在中国，韩组康是唯一在自己家中设实验室的化学家。
对于定性分析的研究，中国化学家的贡献是很大的。早在00多年前，阳离子分析就已经有了系统的分组，比较完善了，但阴离子的分析系统却始终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在这方面，赵廷炳做了很多工作。他将2种普通阴离子，根据其钙盐、钡盐、镍盐及银盐的溶解度不同，分为了六组。使用这一系统分析阴离子，便可像阳离子一样有条不紊，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当然赵廷炳的这一方法并没有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但我们今天所采用的阴离子分析系统，就是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屡加改进而形成的。
在稀有元素的分析方面，934年高崇熙和张青莲提出应该把铼元素加进去，使铼离子在碲组中沉淀析出，然后用双锥正交晶体RbReO±4显微法加以鉴定。早在925年，德国化学家就发现了铼，但在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中，却一直没有把铼列入，因此，高崇熙等人的工作，是对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的一大补充和完善。另外，他还研究了以对甲基水杨醛肟作为铜的鉴定剂，创造了一种新的鉴定方法。
939年在德国亨尼希米德（Hoeigshmid）实验室学习的梁树权（92—），发表了博士论文《铁原子量的修订》。他是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测定铁原子量的，先制备极纯的铁（光谱纯）和溴，然后合成溴化亚铁，以比浊法和重量法测定FeBr2∶g∶gBr的比例，从而求得铁的原子量应为这一结果与质谱仪所测值相吻合，于是在940年正式为国际原子量委员会所采用，并且沿用多年。
综上所述，由于协和医学院的努力，生物化学与生理化学在中国发轫较早、发展较为迅速，同时成绩也较为显著。除此之外，有机化学在920年代也是颇为发达的一个化学研究领域。至于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尽管在研究的质与量上都不如前二者，但它们在中国都同样是从无到有，一齐构成了中国的完整的化学学科体系。
第六十章地学第一节留学生与近代地学思想的传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地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地学研究基本上被淘汰，西方先进的地学理论则被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进步。在当时地学界影响较大的《地学杂志》于92年开始刷新内容，计划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理论以及地理学名著。大量的西方地学代表作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亨丁顿的《人生地理学原理》、弗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辛普尔的《地理环境之影响》、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马东的《自然地理学专论》、哈第的《世界植物地理》等等。而这一时期对近代地学理论传播贡献最大的，应属中国第一代地学人才，其中多数为归国的留学生。
这一时期留学生学成回国，促进了西方地学理论的全面介绍。留学生回国后，深感中国地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于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翻译国外地学名著，另一方面发表论著、论文介绍西方地学研究概况和新的思想。此外留学生回国后，多数从事地学教育，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地学人才。更有一些留学生推动了中国与国际地学研究的合作。
章鸿钊于9年从日本学成回国，他在《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调查地质咨文》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丁文江9年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与章鸿钊等人合作创办了地质调查所。他还积极倡导并参加野外考察，并培养出象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等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翁文灏于92年从比利时学成回国。早期执教于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曾参与了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以及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创办工作。他也是最早介绍大陆漂移学的中国学者之一。李四光曾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并于920年学成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为培养新一代地质人才作出了贡献。还有王宠佑、朱家骅、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孙云铸等人，他们作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对近代地质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近代地理学主要理论均被介绍到中国。如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各种政治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工业区位论以及自然地理方面的柯本的气候分类学和台维斯的地貌侵蚀循环等，多数都是通过留学生传入中国的。竺可桢于98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从二十年代开始先后发表《地理教学法之商榷》（《科学》，922）、《何谓地理学》（《史学与地学》，92）、《地学通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等论文、论著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学科的性质、内容和方法。三十年代，竺可桢等人编译的《新地学》一书出版，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概况。此外他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创建了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了新一代的地理学人才。又于三十年代与翁文灏、胡焕庸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地理学会。黄国璋928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清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994年版，第49页。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人才。他还发表了《纽约美国地理学会概况》、《爪哇农业地理见闻撮要》、《我国国防与地理》等介绍近代地理学知识。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的许多留学生，如林超、王成组、涂长望、任美锷、李旭旦、徐近之等在传播近代地理学思想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993年版，第40页。第二节地学团体、机构与地学刊物在近代地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倡议成立地学团体以推动近代地学在中国的发展。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杂志》。民间学术团体和刊物无疑加强了近代地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地学研究的深入。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设置地学研究机构。9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了地质科，93年改为地质调查所。政府的重视从人力和物力上保证了野外考察和地学研究工作的进行。
二十年代以后，地学团体与机构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一步促进了近代地学的繁荣。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创刊了《中国地质学会志》（952年改名为《地质学报》），93年创刊了《地质论评》；924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成立，并于第2年创刊了《会刊》（935年改为《气象杂志》，94年改为《气象学报》）；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气象研究所；93年，中华地学会在上海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季刊》；934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创刊《地理学报》；934年禹贡学会成立，创刊《禹贡》半月刊；93年地理教学研究会和边疆研究会成立；940年在重庆建立了中国地理研究所。此外与地学关系密切的学会还有929年成立的古生物学会、933年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945年成立的中国土壤学会、947年成立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等等。这些团体和机构多以传播近代地学理论、推动中国地学研究的深入为目标。他们出版地学刊物，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地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地质学会会章中规定学会的宗旨是“促成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之进步”。学会不但出版地质刊物，而且基本上每年召开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论文。学会不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而且还有它自己的会徽和会歌。《中国地质学会志》主要刊载会员的调查报告及会议上宣读的专门论文，《地质论评》涉及范围广泛，包括论文、报告、书评、新闻等与地质学相关的内容。从925至945年，学会还先后设立了葛氏奖章、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学生奖学金和许德佑先生、陈康先生、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等5种奖章和奖金，主要用于鼓励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中国地质学会对促进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气象学会的宗旨是谋求气象学术的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前，学会每年召开学术会议。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学会还提倡收集气象谚语（农谚）、协助其他单位筹办测候所、代办并检定观测仪器等，学会还曾一度设立了气象科学奖金，以促进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
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出版了《地学季刊》。在《地学季刊》的发刊辞中明确指出“惟自来言地学者，多偏重记载而于人地相应之故，置之不论。于是所谓地学，遂无异于地名辞典”。虽然《地学季刊》只出了2卷8期，但因为其宗旨是为了研究地学“如何改造之途径”，为了“发展地学”，因此《地学季刊》在翻译、介绍国外地学研究概况、新的地学理论，以及发表中国学者对地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和最新地学研究成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水平均站在时代的前列。
中国地理学会也是一个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在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994年版，第8理学报》创刊号“本会发起旨趣书”中提出“欲与气象、地质学会鼎足而三”。学会的宗旨是“收集地理资料，传播地理知识，从考察、讲习、讨论、出版诸方法以达到此目的”。
除了以上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外，当时还有许多专门从事地图和地学著作的出版机构，如东方舆地学社、世界舆地学社、大陆舆地社、亚光舆地学社、亚新地学社等。这些出版机构在中国近代地学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像亚新（舆）地学社不但出版地图和地学著作，还组织出版《地理集刊》，组织编撰《亚新舆地丛书》。社长邹新垓在丛书序言中指出出版丛书是为了“地学理论之阐明，新知之介绍，名著之翻译，调查报告之发表”，可见这些机构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
第三节近代高等地学教育本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地学高等教育发展时期，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批地学系科，从而使中国的地学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各大学地学系在传播近代地学思想和培养中国近代地学研究人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3—9年，地质研究所培养了20多名地质人才，“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之日，即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轫之时”。9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文史地部，92年改为东南大学，设立地学系，系内设有地理、地质、气象三个组，928年改为中央大学，929年设立地理系，930年设立地质系。97年北京大学开办地质学系。9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史地部为史地系，923年该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928年史地系改名为地理系。924年广东大学设有地学系。925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大学，929年设立地理系，932年改为地学系。此外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等也先后设立地学系，培养了不少地理学人才。
地学系不但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创立了地学团体、出版地学刊物。如上海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研究室创立了大夏史地学会，出版了《史地丛刊》（934）；9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二年级学生成立地学研究会，920年改组为史地研究会，创刊《史地学报》；932年以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为主，成立人地学会，928年创刊的《地理杂志》（后改名为《方志月刊》），编辑出版《人地学丛书》。
由于地学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许多有关近代地学教育的文章、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地学教材。如胡焕庸的《改进大学地理教育刍议》、张其昀的《地理教育之目标》和《地理学与大学教育》、白眉初编《最新民国地志总论上·地文之部》、竺可桢编《地学通论》、王华隆编《自然地理》等。这些文章和教材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资料上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解放前，绝大多数地学人才是靠高等地学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后来在地学教育及地学研究中，均作出了贡献，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地学发展的开拓者，并为新中国建立后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仰之《我国早期的地质教育》，《中国科技史料》982年期。第四节中国近代地学的主要成就（一）地学理论.定义。
由于许多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使地理学者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产生了地理学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与发展的问题。这促使地理学家们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范围。这种探讨促进了中国地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姚存吾在《地理学之解释》（《地学杂志》，922，）一文中指出（）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竺可桢也曾专门著文阐述《何谓地理学》。他在文中引用了美国学者台维斯（Davis）的观“地学者，乃研究地之一种科学，尤其是研究地与人间关系之一种科学。”周立三在《地理学的对象及其任务》②中则提出地理学的对象是地球表面之景观，地理学的任务是地域个性之认识。并总结“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李长傅著文《地理学本质论》，列举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对于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③。任美锷也认为地理学“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种科学”。李春芬也在《现代地理学与其展望》④一文中指出“地理学是地域辨异的科学，它的对象是地域”，“它研究地表现象或要素共生共存的相互联系并从中研究地域差异”。当时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认识到了地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已有学者明确指出了地理学应“以自然科学为立足，以社会科学为观察”，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这也是地理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关键所在。对地理学定义的探讨影响着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当时地理学的研究向着通论和专论两个方面发展。
2.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深感传统“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正是这种研究方法阻碍了中国地学的进步，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学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
张其昀提出研究地理学的4条新途径（）从通论到方志。即首先探讨《史学与地学》92年第期。
②此篇文章写于929年，发表于《地理》，942年第2期。
③《地学杂志》935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