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我想一定不会有这种麻烦，至少如汲古阁、海源阁、百百宋楼等等的主人们决不是我们这样慈悲的善心人。在他们，取舍一经决定似乎就不再有别的问题了，除非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了，但这也容易解决，只是难过而已。买书来看，或预备来看的人，久而久之总得容忍一些“此刻无用”的朋友们，否则一面买，一面卖，或一面烧，生活更不堪忍受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已。同样困难的还有买什么，或先买什么再买什么；对于惯于树立原则的人，就是，哪类的书应当自已买，哪类的书应当到图书馆去借。这样一来，问题马上就严重起来了。古人没有图书馆的方便，反倒容易处置；有钱见着要的书就买，买了不用，安排在架上，望望也好，再为子孙留下一点书香，更觉可为。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可苦了。除非你住的靠近伦敦博物院，或国会图书馆，或牛津博得利安，总有你要的书图书馆没有的。就是明知道它有，你也未必总愿意去借，况且还有许多不许你借回家的书，而惯于在孤静的斗室中看书的你又不肯天天按着钟点到那公众阅览室里去看。同时，个人的经济能力又有限，禁不住要妄想买到一部永久有用的书。前几年我曾把个人的书分放在三面书架上，一面是要读的各种书，一面是备查的参考书，再一面是既不读又不查的书。我当时并且立下一条原则：参考书以后不买了，不读不查的书决不买，要读的书，非读不可的，先到图书馆去借，没有，再决定买不买。今天，三年后，三面书架上的书已不分彼此了，同时放不下的书又另占了一整面墙的架子。关于买书，我如今只有感慨，没有原则了。
（原载月26日北平《世界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