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有一天晚上，从前门回住所，心上好不高兴。半路上遇到一辆汽车，对着我跑来了；把它那怪物一般的眼睛射到我身上，我的眼睛顿时不中用了。我不能不躲它呀，一躲就躲到沟里去了。爬起来，眼看那东西飞开，没奈它何。
这一怒非同小可，回到寓所，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同寓的人大笑不止，问我缘故。我说：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过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收贿过的。照袁世凯的钦定法律，受贿五百元以上，便要枪决，凡配坐汽车的官僚，当然没有不受过五百元贿赂的，若不宣布死刑，“洪宪皇帝在天之灵”断难瞑目了。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一种道理的征验，所以他们该枪决了。第四是纨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着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更为着他这“骄侈淫佚”，许多*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着，仿佛是当然的。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害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级，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看来，都是劫掠得来。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的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
过了一天，回想这一段议论，真个有点疯气。天地间事是这样容易说的吗？社会上的问题是用这法子解决的吗？
又一转念，疯话诚然是疯话了；但是因其是疯话，更觉不错。仔细揣想几回，其中也有极可自信的道理。汽车的可恨，是因为坐汽车的是富人；富人的可恨，是因为有了少数富人便有多数穷人。所以汽车可以说是阶级的表现，社会不平均的影子，一人快乐在几万骷髅上的画图，现代物质文明无意味的暗示。若是紧握着这片感情，仔细地会悟去，对于现在的社会，可以得个深切的观念，归纳出个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许行托尔斯泰诸位先知的社会政治理想，也不过受这样的一点感动“扩而充之”罢了，——然则疯话真个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