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与将军——麦克阿瑟的罢免——原因与后果——中国人
被赶了回去
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了。事情是这样地突然，这样地不可抗拒，而且，还这样毫无必要
地以粗鲁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怒潮。一位
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职务，这引起了一种深刻的意见分歧(诚
然，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公众难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些极端分子，无疑今天还有这种人，他们硬说参加这场争论的双方怀有极其邪恶
的动机。譬如，他们说，在政府的高级领导层中有一个简直是卖国的“无须取胜”集切(不
知怎么与不久前叛逃到苏联的两名英国外交机构的成员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麦
克阿瑟成心要把我们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想，正如我们的大多数公民后来
历弄清的那样，这两种非难和中伤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仍，不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的爱国和忠诚是不应受到丝毫
怀疑的。杜鲁门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想避免一场世界性的浩劫。麦克阿
瑟也一直是反对在亚洲大陆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杜鲁门先生和
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在扩大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存在鸿沟，也不是这两个人的强烈个性格格不
入。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词中所指出的，无非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
司令公开表示不赞同上级曾以最明确的语言一再向他传达的方针罢了。
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这是通过密切交往丽逐步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
可以追溯到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担任校长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负责体育课，直接向他汇报
工作。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兴趣甚浓，因而，那几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后来，直到我到朝鲜
赴任之前，与他会面的次数就相当少了。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一直很关心。正因为如此，我
才得以了解他那复杂性格中为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
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
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每次登陆作战时和参加的重大
进攻行动发起时伊然以现地实际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
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
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
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
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
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
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我认为，其中一些毛病的产生应当归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军
校时，他的这些才能就已经使他在所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西点学校时的学
术造诣、体育运动水平和领导成就，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
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得人们不愿意否决他的看法，
甚至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驳。他那雄辩的口才以及阐述自己论据时那种生动的样
子，也往往能使反对意见烟消云散，使本来怀疑他的那些人转而怀疑他们自己。他堪称是一
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谓他成心想把我们卷进亚洲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与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其
实，他倒是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主张把地面部队派往大陆中国。他一次
又一次地大声疾呼，反对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他一再郑重其事地主张，
用我们强大的海、空力量来封锁共产党中国，并且摧毁她“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
略的潜力。
政府领导人，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所进发出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麦克阿瑟将
军。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参议院听证会(此时，麦克阿瑟在离开祖国十余年之后重返故
土，在为期七周的对证中面对着自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辩论中某些激烈争论的情
况透露出来之后，真正的分歧点才普遍为世人所了解。由于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到
了解释，因而大多数公众对总统的批评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对于匆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
做法普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军本人直到报社记者告
诉他才获悉自己被解职一事)。
诚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想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但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却
根本不同意麦克网瑟封锁和压垮中国的方案。坦率地说，麦克网瑟所寻求的是一场预防性的
战争，即不借冒使苏联卷人这场冲突并最终导致苏联入侵欧洲的风险来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
潜力。麦克阿瑟声称，鉴于我们已经与红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采取这一行动是完全正
当的。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已经丢失，现在只不过是苏联人的一个工业后院罢了。麦克阿瑟
相信，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亚洲决定。
然而，麦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时，却把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描绘成是“胜利”与“僵
持”之间的抉择。由于把这种抉择说得那样简单，因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应该作出那种抉择
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由高手绞尽脑汁、极其巧妙地提出的“胜利”方针证明是
难以反对的。
这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口号。
“胜利，迅速而彻底地赢得胜利！”任何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把麦克阿
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二十年后，他老调未改，在对美国国会所作
的演讲中，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对西
点军校的毕业班发表演说时又重申：“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的，神圣的。那
就是要打赢我们的战争……要有取胜的决心，要切实认识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
胜利！”
这些话当然是每个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的美国士兵的信念，也许找不到更好的战斗
口号来激发美国人的满腔热血了。它表达了“决死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我们
的军队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征服西部地区的长期战争，痛苦的国内战争，以及他们所参
加过的每一场其他的冲突和战争。按美国人的性格是不愿打有限战争的。就象在拳击场上一
样，他们所想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地击倒在地。象取胜这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哪个朝气蓬勃的
美国人会反对呢？反对这种思想就象支持邪恶、反对美德一样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鲜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一次“胜利”有时还需要另一次胜利来保
障。夺取一个高地之后，为了巩固战线或者防止敌人观察，似乎总需要再拿下一个高地才
行。而当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所谓“胜利”，可能只不过是打赢麦克阿瑟宏伟计划
中的初战而已。
可是，麦克阿瑟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是指在朝鲜的胜利，即不仅仅要在朝鲜半岛消灭全部
敌军并建立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
义，给共产主义以“狠狠一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打击将标志着红色浪潮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仅包括向鸭绿江实施大规模
进攻，而且还包括摧毁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破坏其工业中
心。为蒋入侵大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运往朝鲜以加强我们在那
里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为这些行动会打破共产党对大陆的控制。他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
都欢迎蒋打回去，而且还自以为苏联不会介入他所设想的这种冲突。但是，在向红色中国发
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过程中，倘若苏联的干涉威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则我认为，麦克阿瑟
理所当然就会极力要求进而向苏联发动进攻(他认为，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使时间对苏联有
利)。这只不过是他的最终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此，如果实行他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
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
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我们的总预备队削减得只剩下一个处于
战备状态的陆军师。
这就是麦克阿瑟高喊战争时在其心目中的所谓“胜利”。这是个需要全国做出巨大努力
的、雄心勃勃、充满风险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为麦克阿瑟的上级所否决。美
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
会议以及国会的领袖)仔细研究讨论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以及亚洲的局部形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
每个问题进行了审查。尔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形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
状况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
考虑了每个问题。
这些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全部建议进行了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红色中国屈服。我已提到过霍伊特-范登堡
将军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想摧毁满洲的基地，我们“本钱很少的空军”就会在战
争中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以至于我们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重建这支空军才能使其在地
球上其他地点出现挑战时能有效地应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将军对于轰炸满洲这种“一点
一点地啄击皮毛”的办法毫无兴趣。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回来的只不过是敌人军事
力量极轻微的损失。五角大楼也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象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
那么快就被摧毁。如果进行轰炸，无疑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遭到屠杀；如果使用原子弹，那
么牺牲者将会是数以百万计。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否则，共产党中国还能
照样通过这条铁路接受军事补给，而苏联则丝毫不受触动。可是，炸毁西伯利亚铁路需要采
取持久作战行动，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杜鲁门政府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清楚，任何攻击满洲基地甚至鸭绿江上的桥梁的
行动，都将结束那个保证我们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
照不宣的协议。
至于封锁中国沿海，这将构成一种战争行动。封锁，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
个中立国家所承认。然而，除非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以及大连港、旅顺港都包括在封
锁之列，否则这一行动无法奏效。如果我们果真封锁这几个港口，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反应
是不会让我们轻松的。
在五角大楼看来，利用蒋军入侵中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们能得到大规模的美国
海、空军支援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麦克阿瑟当然认为蒋军是应该得到的。
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点力量如果用
于朝鲜，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陆能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从而减轻那里的
压力，但蒋的地面部队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
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
五角大楼对蒋军的作战能力不抱什么希望，麦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说道对这些人的战备
程度缺乏信心。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提供诸如火炮、装甲车辆等全部
重型武器，并且对他们进行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然后才敢将这些部队投人战斗。但是，从
已经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那里抽调这类紧缺助武器装备是不妥当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李承娩坚决反对在他的国家使用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
—朝鲜还有人力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政府也不赞同麦克阿瑟的西欧不太重要的观点。西欧的工业技能、人力、技术、各类工
厂、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的
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华盛顿感到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
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遭到孤立。
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
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
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
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
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
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
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
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
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
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
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
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
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
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
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
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
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
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
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
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
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
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
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
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
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
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
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
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
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
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
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
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
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
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
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
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
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
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
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
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
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
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
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
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
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
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
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
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
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
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
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
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
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
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
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
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
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
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
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
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
战争。
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们在
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
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
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
便在海、空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护，就象在英国强制下的两个世纪的和平时期所
做的那样。
在麦克阿瑟被免除职务很久之后，这个方案才得以强行贯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
后，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军力量来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弹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
来维持现存的疆界。此时，人们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向海外输送大批地面部队了，所以，陆
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力只能支持我们打一种战
争，即中场大战。国防部长则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一场大战。
最后，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使当时人们尚未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了，那就是
在决定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于军事当局的统帅权。
就我记忆所及，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现役军官无论何种形式的挑战的
先例只有那么一次。那就是在林肯执政期间，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公然无视总司令的命令。
杜鲁门先生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麦克莱
伦(当时任整个联邦军的司令)下达命令，可是，这位将军却不予理睬。
全国有半数的人都知道麦克莱伦怀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对林肯的那些人企图利用这
种野心。林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被迫解除了联邦军最高司
令的职务。”（关于对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的详细评论见附录1)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
再次重演。据杜鲁门先生说，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麦克阿瑟就不尊重总统的权威。
起初，他还有所收敛，后来便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即使没有故意蔑视上级的合法命
令，至少也是对这些命令明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杜鲁门先生把麦克阿瑟的行动归纳为
“违抗命令”。其他的人则使用了一些比较文雅的字眼，从“蔑视”到“公开反抗”等等无
所不有。
就象国际舞台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其他伟大人物一样，麦克阿瑟似乎常常以为，他那天生
的、常常为其军事成就所证明的才华，使他的判断能力远在他所有的同级乃至上级之上。可
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军事领导人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能力更高一筹，而在于以总统
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
在作出决定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就某个预案是否正确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
他个人的建议。但是，在总统的决定向他宣布之后再与总统争辩，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权，也
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O年
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
常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政府当局与军事
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
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巳存在、牢固
确立了的。
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和琐事，那么，我
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
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
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
题；以及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助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
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是由于司
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
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材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
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
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
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
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
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
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
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
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
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
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
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
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
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
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
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
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
明。
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
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
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
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
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
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
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
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
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
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
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面且必须享有这种权力。此外，
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一派坚决主张争劝彻底的胜
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
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所
共知的所谓“大辩论”。
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主要是因为
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常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
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
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
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楔而不
舍，但是，真正能够使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
的事业，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种坚决反对
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坚持说，朝
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十分清
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
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
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
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
战已决心停战，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
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
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
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
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潮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
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
新攻势助问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
“击退敌人的侵略行动，在朝鲜恢复国际和平”，这基本上就是恢复战前的态势，维持一种
必然要出现的对峙局面。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情况似乎已经表明，战场不久将出现相持局面。我们的
攻势还在向前发展。但是，我闪所计划的全部进攻行动都是目标有限的行动，进攻的目标经
过精心的选择，通过的地形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进攻都十分小心谨慎，注意
防止因积极性过高而不顾后果地实施追击，以致造成不应有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已经
运用了全部现在兵力，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鸭绿江——图们江—线推进
(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否则，我们打算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
麦克阿瑟作了，汇报，他亦表示赞同。
敌人似乎仍处于防御态势，但我还是提醒各军军长，敌军在部署上既适于防御，又适于
进攻，他们能够随时发起全面攻势。这时，我已接到在东京任职的新任命，詹姆士-范弗里
特中将则正在去第8集团军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闻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传播出来的，我突然晋升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闻也
是这样传到我耳中的。
事实上，在这条新闻传到我这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含意，因为，这个消息是一位
战地记者以提问的方式传出来的。我已无法想起这位记者的姓名，可是，我记得他提出的问
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祝贺。这个问题，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当时已经知道
麦克阿瑟将军被兔去了职务，并且知道我已被选定接替他的职务。我只是回过头去盯着那位
记者，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不懂他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陪同陆军部长费兰克-佩斯
视察前线，领他参观第936野战炮兵营(原为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来自他的家乡阿肯色
州)和其他一些单位。我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这次参观，而不是什么神秘问题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营是一个155毫米榴炮营，刚刚通过了最后的训练考核，被批准投入战争。
当时，他们受领了一项射击任务。营长和各连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技火绳，发射首发炮
弹。一些士兵在这发炮弹上用粉笔画上猥亵的东西表示对弹着地区中国人的“问候”。部长
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发射了首发炮弹，然后很得意地退到一边等候射击结果。这时，陪同
部长的两位军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尔中将和特德-布鲁克斯中将决定嘲弄他一下。
“您难到没有想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作为一名文职的非战斗人员您是不应
该开炮的吗？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丝惊楞的表情在部长那张平时相当平和的脸上大约只停留了半秒钟的时间便一掠而
过。我们都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单位。几小
时之后，当我了解到那位记者向我提出的那个我曾觉得很荒谬的问题的真实含意时，又轮到
我感到惊讶了。
我接到命令，让我去东京赴任，接替那个一直是我上级的人的职务。
我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图书馆里。这是一次我不
愿提起的会见。在我以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我曾对这次会见作过详细说明(见附录2)。这
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绘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就是麦克阿瑟显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满的情绪。他象往常一样镇静和彬彬有礼，而且，
我认为，他在接受这项决定时似乎表现出较高的涵养，大多数人处在同样情况下也许做不到
这一点。不用说，正如我当时记录的那样，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看来丝毫没有减退。
我之所以说“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因为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其
实，我在机场还见过他一面，为他举行了一次简朴的告别仪式。他握着我的手，诚心诚意地
说：“我希望你在离别东京时能当上陆军参谋长。如果允许我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我本来也
是会选上你的。”这句充满真情实意的简短的话语，体现了这位伟大军人政治家极其宽阔的
胸怀。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证明了早在四个月之前当我就要离开麦克阿瑟的办
公室去接管第8集团军时他对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当联合国军再度向三八线挺进
时，他曾再次表示过这种信任。当时，他对我说：“你已经做到了人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
情。”
［十三年之后，由于公布了一则麦克阿瑟将军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会见普利策奖金获得者
吉姆-卢卡斯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据卢卡斯先生说，在这次会见中(会见
记录一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去世之后才得以公开)，麦克阿瑟将军把我列在其待选的野战指挥
官名单末尾。考虑到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对我谈过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后来在华盛顿对参议
员哈里-凯恩的谈话(内容如下)，这则报道使我迷惑不解，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答。
参议员凯恩：“在我看来，应该提一提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李奇微将军极其
敬重的态度。在答复我最近的一次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在那位非凡的军人沃克将军
死后，是我提议并挑选李奇微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我认识李奇微将军已有三十年之
久。我认为，在远东地区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将军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了。我对他极其敬佩不
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位很有修养的人和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
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他们间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诚能超过李奇微将军与我之间的这种
关系。’”(摘自《国会记录》——美利坚合众国——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程序与辩
论。第97卷，华盛顿，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对于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
凯恩时所说的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我深表赞同。——作者］我是与弗兰克，佩斯一道乘其
“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
的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
凌晨一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
降落的K—2机常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
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
然发觉自己正倾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向左歪斜着
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
了。这意昧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胎并运到朝鲜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
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次事故则加深了我
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事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气上也
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边上的山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
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的驾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
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继续向“怀俄明
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角地区的集结情况。因此，在供
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
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
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
当的位置上。
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多道调整线
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军，我则
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麦克阿瑟所在的总
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图最后一次
竭尽全力将我们赶人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