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几个月——战俘骚乱事件——克拉克接替我——停战协定签字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们所收容的
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
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
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
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
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
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战俘不能送往日
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
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没有就转移战俘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
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
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以及南
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
岛人口还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员。因此，我
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选
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
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山石满布，几乎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
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
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警卫和其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
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
行一些我们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
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不称职，没
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八个临时集中营，
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战俘数量已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
数量，不得不把他们关押到另一个靠南的小岛峰岩岛上。尽管关押俘虏的这些营地相互挨得
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担任看守的士兵又不敷调用，但是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哪个集中营
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乱子。
后来，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日的人策划
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并掌握好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一支纪律严明
的“队伍”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统。这支“队伍”将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执行各项命令。
这就要求有一个严密的联络系统。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常狭小，场地与场
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战俘营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许多是故意
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尽各种办法将纸条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
由刚刚投降的俘虏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命令和指示，会拴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
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远的地方，他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
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用其他信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
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上层领导分子为了与其
下级或同僚碰头，制定新的具体的骚乱方案，常常会装病住院。为了保证他们的“队伍”内
部能做到服从命令，他们正式规定了一套纪律，成立了袋鼠法庭（在美国，系指非法的或不
按法律程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组织的模拟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
死刑在内)，以便对伯那些背弃党的路线的人。这样一来，非共产党分子就完全被吓住了。
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正当谈判在帐篷内艰难地进行时，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响应南日的
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谴责。
这种谴责我方代表早已听腻了(但是，共产党的记者却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些内容，很忠实地
刊登在赤色报刊上)。
集团军管辖的战俘营都是严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进行管理的，按照由于俘
虏们已不再继续作战、因而他们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一个明确的精神进行管理的。同时，
日内瓦公约还规定，俘虏不管自愿与否都应服从“收容国武装部队中各项有效的法律、规定
和命令”。“在战俘违反这类法律、规定和命令的情况下，”收容国“采取法律性或纪律性
措施被认为是正当的。”不论北朝鲜还是共产党中国都从未宣布过他们愿意遵守这一公约，
也没有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监督和视察。
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俘虏的双臂，尔后向俘虏后脑
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是，关于他们对待
被我们收容的俘虏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解。也许，我们事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
辑，他们会认为这些俘虏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
义的最终胜利做出点贡献。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日内瓦公约主要涉及的
是俘虏的权利问题。我们没有想到需要专门考虑收容国的权利问题，即采取有力步骤对付战
俘营内中坚分子的叛乱问题。
由于我们企图将俘虏区分为同意和拒绝遣返回国这两种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现了发生
真正麻烦事情的第一个征候。在这之前的一年，为了把受共产党压力而被迫服役当兵或当劳
工的朝鲜平民区分出来，曾经进行过一次审查。
当时，我们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动。三万八千名俘虏因此而被划为平民予以释放。
以往，集中营里也曾不断发生各种未经组织的闹事行为，但看守人员都能够处理这些事
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谈判双方正在讨论俘虏的遣返问题。华盛顿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我们决不同意将任何不愿意回去的俘虏遣送回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为了卓有成效
地讨论这一问题，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俘虏能够送回国去，有多少俘虏会取得某种避难权。
为此，我们又着手进行另一次审查。
这一次，战俘们进行了暴力抵抗。后来我们得知，这是根据来自板门店的直接命令采取
的行动，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地位，需要制造一个能有
力地证明战俘们赞成遣返回国的事件。
在一个营地里，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镐把、带刺的
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
成的长矛)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是派进来在南朝鲜审查委员会
调查情况时维持秩序的。鉴于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们仅使用震荡手榴弹来阻止
暴乱分子(如果造成死亡，共产党方面就能将其夸大成大屠杀)。最后，指挥官不得不命令部
队向暴徒们开枪。直到这时，战俘们才撤了回去。在这场骚乱中，一个美国人被杀害。犯人
中有好几个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伤。
正是在这次暴乱之后，我们才决定将战俘营疏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并决定增加看守和
警戒人员。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性和深刻背景。
整个春季，战俘营中的骚乱事件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写有反美口号的大
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并且组织各种各样的挑衅和反抗行动。
到四月底，在巨济岛上的十七个战俘营中还有七个没有完成调查工作。这七个战俘营闹
得最凶。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们强行进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
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的人数。范弗里特又将美军一个营调进去协助平
息这几个战俘营的骚乱。同时，他还命令另外几支战斗部队进驻釜山，准备在突然发生严重
骚乱时迅速开进巨济岛。当时，他就可能出现的事态提醒我说，如果在进行反抗的集中营中
动用武力，那么已经完成调查工作的集中营肯定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用武力来了结这桩
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
多伤亡。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时能象不久之后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
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阴谋，那我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但是，
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共产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自己人
多少生命。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停战谈判的情况看来有了好转，我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暂
时停止调查活动，干脆把几个采取抗拒行动的集中营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赞成遣返回国的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表示同意，认为，这些战俘里任何强烈反对遣返的战俘，在实际交换战
俘之前，甚至在交换开始之后都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
共产党失去了一次嫁祸于联合国军的机会，而且，在和平即将来临之际，一次无谓的牺
牲得以避免，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集中营放松纪律或管理。战俘
问题最终还是我的事情，尽管具体的处置权已授予集团军司令。处理战俘问题是集团军司令
的主要职责，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月初，我所辖部队的宪兵司令视察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并向我递交了一份令人不安
的报告，指出那里的管理很不得力。曾发生过好几起战俘短期扣押联合国军军官作为人质的
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坚决的集中营里，战俘们甚至不让将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和用品送进去，
我立即给范弗里特发出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提醒他，尽管放弃了调查计划，但仍须保持正
常的管理。而从范弗里特的反应来看，他关心的好象是这样的事情，即宪兵司令竟然在通知
他范弗里特之前就将在集中营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
根据这份报告，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后来很快又发生的惊人事件就不能有所预见，
有所准备。五月七日，共产党战俘扣压了联合国军战俘营司令弗兰克-多德准将，并且扬
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把他杀绰。
这位准将是在没有适当警卫跟随的情况下去会见共产党俘虏的。这些俘虏诡称要与他就
一些不满的事情进行谈判。
他们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说，如果我方人员开枪，他们就结果他的性命。多德本人则传
出口信，要求当晚(当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五点钟之前不要派部队去解救他。范弗里特指
示，除非集团军司令亲自批准，否则，不得使用部队解救多德。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多
德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越狱行动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动用部队，看来肯定
要在双方引起一场恶战，在战俘中将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危机差不多就是在我预定启程赴欧洲的前夕发生的。我奉命到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
将军，他当时正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在多德将军遭到劫持的消息传
到我这里时，我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到达东京。我立即让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
基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举行一次晨会(五月八日)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准备会后立即启程前
往朝鲜。由于这件事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离任)将
全部交给克拉克将军负责，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还是决心自己和范弗里特一
起先制定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将问题丢给克拉克将军，增加他
的负担。
在我们到达东京之前，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并且派美第l军参
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多德统管战俘营。多德的职务则被范弗里特正式解除。科尔森
于五月八日到达巨济岛，他立即通知共产党人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并警告他们
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不加伤害地释放多德，联合国军部队将开进战俘营以武力解救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多德则同意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起初，他们要
求对战俘联合会予以承认，并要求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电话和摩托车通讯联络。
当克拉克将军和我抵达朝鲜时，范弗里特告诉我，他打算与战俘就释放多德的问题进行
谈判。这意昧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对我来说，这种拖延就意昧着失
败，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停战谈判。
所以我觉得，在下达任何命令之前我都应当首先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进行磋
商。我们一行飞到了汉城。在那里，海军上将乔伊真心诚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
姑息都会被共产党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他还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要求释放多德，并以武力
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写信指示范弗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
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一直保持下去。范弗里特立刻命令美第3师的一个坦
克营从他们在北部的阵地出发，由陆路行驶二百英里，然后再由登陆舰输送到巨济岛。如果
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
击。自然，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会使共中党人将他们威胁要对多德采取的行动付诸实施。
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我对范弗里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认为，多德会象
每一位其他的职业军人一样，在他决定选择自己的这项职业时，已经做好了横死．敌手的准
备。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否认对共产党人犯过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坚
持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立场，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战争中，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为了捍卫祖国的安全、
自由和荣誉，要求每一个人随财都得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
们就放弃士兵们所献身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是一种背叛和犯
罪。
这不是一般的维护安全和秩序的问题。这些无视战俘营所有合法规章制度的共产党人显
然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企图压倒我们的部队。这是另外一场战
斗。这种战斗与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士兵们为不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受损害而宁愿每时每
刻冒生命危险进行的战斗是一样的。这些就是当我下达可能使多德将军送命的命令时所联想
到的一切。
然而，范弗里特拖延了命令的执行。坦克营没有按时到达是一个原因，还有其他我不大
清楚的原因。在干完中间人的事情之后，多德从共产党人那里收到一份指控战俘营管理机构
杀害和摧残战俘的长长的罪状。同时，他向他们承认(据赤色分子称)，在某些事件中，战俘
营管理机构是有罪的。科尔森已经指示部队做好准备，如果多德在五月十日上午十时前不能
获释，便强行开进战俘营。当部队和坦克最后作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时，共产党人又送出一份
比以往提交的任何一份要求都更为苛刻的要求。他们差不多是要联合国军当局彻底丢丑。他
们要当局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所犯的罪行还要野蛮。下面是从战
俘提交的译文(译得很草率)中摘录的部分内容：1．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
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
菌武器、用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
2．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志愿
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
进行强迫性的调查(甄别)。
总之，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赤色电台一直针对我们所进行的全部疯狂的、毫无根据的
诽谤表示服罪。这样，板门店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一直采取坚定立场的遣返政策就等于要被
迫放弃。这种失败使我们蒙受的耻辱和损害不亚于在流血的战争中遭到的任何失败。科尔森
与其直接上司保罗-扬特将军进行了磋商，尔后起草了一份答复，除一条不太重要的问题外
全部拒绝了赤色分子的指控，但同意不再进行甄别。互换信件、起草答复信以及进行枯燥乏
昧的文字翻译耗费了许多时间，所以，当第一次超出时限时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这时，战俘用粗野的语言提出的新的要求已传到我的司令部。我立即电告范弗里特，要
他制止科尔森对战俘进行答复，以免联合国军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害。同时，我向范弗里特指
出，我仍然不能准确而迅速地得到为执行我的命令战俘营司令采取过何种行动的详细报告。
我还告诉范弗里特，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还没有执行我五月八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
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
五月十日下午八时，即“限期”过后十小时，科尔森和多德起草了一份赤色分子很乐于
接受的答复。这份答复的确很容易让对方接受，因为，在答复的第一段中，前战俘营司令对
战俘领导人捏造的最恶毒的罪状之一表示认罪。
下面就是答复的第一段内容：
“1．关于你方信中的第一项内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
使许多战俘遭到伤亡。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的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
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
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共产党还想迫使我方作出更具体的表示悔过的答复，因此将摊牌的时间一直推迟到那天
深夜。后来，由于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们显然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刺激我们使用武力了。
于是，他们在五月十一日下午九时三十分释放了多德。我从羽田机场启程的时间预定在第二
天下午三时左右。很明显，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彻底平定战俘营中的骚乱。但是，这需要
由克拉克将军作出决定，几小时之后就要由他来担负全部责任了。于是，我建议在第二天早
晨八时将指挥权移交给克拉克将军，他亦表示同意。
克拉克将军为了恢复对巨济岛战俘营的控制，在以后的几天中采取了断然措施。他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