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国司法总长。伍廷芳对于法律事务是非常熟悉的，实际上，他是近代第一个取得国际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而且也取得了英国大律师资格。
伍廷芳步入政坛是出于清末权臣李鸿章的提携，当年李鸿章在与外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法律人才的匮乏，经人引荐，伍廷芳正式入幕李鸿章府，深得李鸿章信任，甲午战争之后，伍廷芳在清朝驻美国、西班牙、墨西哥公使的位子上呆了几年，之后回国历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在“戊申**”爆发前夕，伍廷芳再次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之后作为南方**派推举的和谈代表返回国内，虽然和谈全权代表的职务很快就被汤化龙取代，但是伍廷芳也就此在国内逗留下来，直到民国政府成立，他又成为了北洋政府的法律顾问，南北大战结束之后，联合阵线提名伍廷芳出任司法部总长，这一提名得到了普遍赞同。伍廷芳的上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不似陆军总长、财政总长那般艰难，而且也没有什么有力的竞争者。
虽然长期从政，但是伍廷芳并没有丢下法律事务这个老本行，对于国际专利法规，他也很有了解，之所以让章宗祥和陆宗舆代他为赵北、熊希龄等人讲解专利法，主要是为了提携后进晚辈，以免将来民国法律人才青黄不接，毕竟，伍廷芳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虽然身体硬朗，可是毕竟岁月不饶人，趁着手中还有权力，尽量提拔几个青年才俊，也算是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制国家做些贡献了。
只是不知为什么，民国大总统赵北却对章宗祥和陆宗舆这两人看不上眼，这让伍廷芳有些纳闷，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人虽然不是**党出身，可是若论专业素养，却是比那位民国司法部次长张振武强得多了，而且脾气也好，不像张次长动不动就发火，确实是后进人才中的佼佼者。
这也不怪赵北有偏见，章宗祥、陆宗舆这两位可是在历史上留下过名字的人物，本应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里。这两位可是出尽了风头，与那位交通总长曹汝林同被爱国人士视为国贼，后来也一同被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解了职，从历史事件上看，章、陆二人确实是亲日派政客，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不过实际上，这两人只不过是在替北洋军政集团背黑锅而已，真正损害这个国家利益的是北洋集团，“弱国无外交”诚如斯言。
不过现在赵北穿越过来了，而且也将徐世昌赶下台了，或许，“五四运动”不大可能爆发了，也许会换一种方式爆发，总之，章宗祥和陆宗舆也很可能不用替中枢背黑锅了，成为“国贼”的可能性也变得微乎其微了。
虽然也明白这一点，也懂得“弱国无外交”的道理，但是赵北作为一个穿越者，他也确实无法容忍把章宗祥和陆宗舆当作伍廷芳的接替人培养，同样的道理。那个汪兆铭也不可能得到赵北的提携，这与个人能力无关，只与第一印象有关，赵北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就不怎么样，自然也就不可能把他们提拔到高位。只是这个道理赵北却不能跟别人讲，所以伍廷芳等人也只能是白费工夫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在“历史上”有污点的人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汪兆铭有汪兆铭的用途，章宗祥和陆宗舆也有他们的用途，而且，赵北当场就安排了这两个法律专家的新工作。
章宗祥和陆宗舆将作为外交使团的法律顾问跟随一支赴欧外交使团前往欧洲，这支外交使团的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加强中国与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法国的友好关系，虽然这两个强国目前处于敌对状态，但是赵北还是希望同时与两国保持正常关系，这对于他今后的战略实施很有帮助；第二，就中国正式加入《巴黎公约》一事与签约国进行谈判，早日将公约签署，以便早日大批量的生产销售那种化学合成抗菌药，并利用赚取的利润解决中国工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
对于赵大总统的安排，伍廷芳非常满意，在他看来，这是章宗祥和陆宗舆在政坛崛起的第一步，过去北洋没倒的时候，这两人也曾风光过，可是自从联合阵线上台之后，章宗祥和陆宗舆就失了势，如果不是伍廷芳看中了他们的才学的话，恐怕两人也跟那个赵秉钧一样去上海租界当寓公去了。哪里会为外交使团的出访欧洲出谋划策？
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总统府，伍廷芳带着章宗祥和陆宗舆上了司法部公务马车，赶回司法部，准备马上与外务部召开会议，讨论加入《巴黎公约》事宜。
但是回了司法部，尚未跟外务部取得联系，司法次长张振武却毫不客气的将章宗祥和陆宗舆拉了壮丁，将两人带去了内务部，说是要去提审“重要人犯”。
“重要人犯”，现在的司法部里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专用名词，用来指代那个刺杀日本政客伊藤博文的朝鲜刺客安重根，现在距离这件国际刺杀案的开审日期越来越近，也难怪张振武对此格外关注。
但是在伍廷芳看来，伊藤博文遇刺案远不如现在的这个欧洲外交使团出访的事情重要，毕竟这是总统亲自关注的国事，只是由于张振武性格刚烈，凡是决定了的事情绝无更改，因此，最终章宗祥和陆宗舆还是老老实实跟着张振武去了内务部。
伍廷芳先在司法部里干坐了片刻，正打算去找外务总长唐绍仪商议访欧外交使团的事情，但没等他走出司法部大门，却望见一群人涌进司法部，领头一人他也认识。却是那位前几天刚刚到京的《先锋日报》主编詹大悲，民国大总统赵北的重要笔杆子。
跟在詹大悲身后的也是个熟人，正是那位英国《泰晤士报》的远东地区主编、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前两天，这个莫理循也曾就伊藤博文遇刺案的审理事宜采访过伍廷芳，两人也算是熟人了。
跟着詹大悲和莫理循一起走进司法部大院的还有二十多位记者，来自各个报馆，其中几人还扛着照相机。
司法部乃政府重地，平时连只耗子都很难进来，现在竟然一下子走进来这么多人，而那门外的卫兵甚至连拦都没拦。这让伍廷芳非常诧异。
不过伍廷芳很快就明白过来，因为等那群记者走进司法部后，一名身穿军装的上校军官也跟了进来，不是别人，正是军事情报局局长田劲夫，难怪门外的卫兵没有拦下这帮记者。
“田上校，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还带这么多人一起过来，是想把我这司法部的破房子给拆了啊？”
伍廷芳有些不高兴，他一向反感军人干政，“司法独立”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
“拆你的司法部？我可没这个胆量。今天我过来，是来报案的。”田劲夫的话让伍廷芳又诧异了一下。
“报案？田上校，你报什么案？失窃？抢劫？敢打你主意的贼，在这京城里恐怕就没几个吧？再说了，就算是你真的打算报案，那也得去警察局啊，你到这司法部来报案，是不是找错了地方了？”伍廷芳愕然问道。
“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去警察局报案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案，到你们司法部来报案，就是为了引起政府注意，引起舆论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