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向仁宗暗示吕夷简在官员任命中的徇私舞弊。吕夷简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为光火。他在仁宗面前自我辩解，诋毁范仲淹言辞迂阔，好高骛远而有名无实，又指控范仲淹越职言事，推荐引用朋党，离间君臣关系。
念及吕夷简对待刘太后势力和生母李宸妃的正确站队之功，仁宗把支持的砝码加在了吕夷简这边，那么范仲淹自然就需要被“制衡”了。
结果，范仲淹在五月九日落职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为使范仲淹被贬更符合情理，需要编织范仲淹的罪名，为此朝廷还特地在正殿上张榜告诫文武百官：不准结为朋党，不准越职言事。
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替范仲淹辩护，指出仁宗亲政以来，三年多时间，三次贬逐台谏官，恐非国家之福，建议朝廷追回成命。这等于直接扇仁宗耳光了，余靖立马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酒税。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索性上书自我投诉。他说自己与范仲淹“义兼师友”，心气相通，关系非同一般。余靖与范仲淹交情疏远，还因为朋党关系受罪，自己不可幸免，请求朝廷降职处分。
这是自己跳出来的，于是求仁得仁，尹洙也被贬往郢州（今湖北钟祥）监酒税。
这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替范仲淹等人讲话的，只有谏官了，然而，谏官、御史们缄口不言。
右司谏高若抐是并州榆次（今属山西）人，徙家卫州（今河南汲县）。强学善记，精于天文，因母病兼习医术，竟成神医，虽国医皆屈服。不但不替范仲淹辩白，反而违背良心随声附和，落井下石，诋毁范仲淹为人，认为朝廷在处理范仲淹一案中并无不妥之处，范仲淹急于进用，论事狂直，被贬黜完全是咎由自取。
欧阳修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挥笔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书信舒缓迂回，起笔于遥遥十四年前，从闻名到见面，徐徐回顾对高若讷思想品质的认识过程。接着，又是一番迂曲设辞，看起来似乎是为高若讷开脱，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层层剥落高氏伪装，暴露他依阿执政，俯仰默默的卑劣品质。
高若讷读信后愤怒难堪。他将书信交给了仁宗，并且进言：朝廷内外的人读到这封信，恐怕会说皇上因为意见不同而驱逐贤臣，这对朝廷的损害委实不小。
如此一来，等待欧阳修的下场可想而知，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这是欧阳修第一次被贬谪。
获悉欧阳修被贬官夷陵，梅尧臣、苏舜钦等人愤慨之余纷纷寄诗赠文给予安慰，并勉励这位正直敢言的老朋友，这些人里面包括石介。
欧阳修让大家不要太为他担忧，他说：“这没什么，什么样的生活向我走来，我就向什么样的生活迎面走过去。”
声援的同僚仍大有人在。馆阁校勘蔡襄为了申张正义，创作了《四贤一不肖诗》，歌颂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四位贤臣，鞭挞不肖之徒高若讷。
诗歌写成后，京城人士争相传诵，书商转手倒卖，可以牟取暴利。据说契丹使者将它购买回国，连同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一起，张贴在幽州（今北京）接待宋使的驿馆里。
欧阳修离开朝廷去夷陵上任前夕，挥笔写下政论文字《原弊》。所谓“原弊”，指谓推究宋朝弊政的根源，分析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
然而这些篇章，仁宗不可能看到，即便是看到了，也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