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想一想倒也是这个道理，毕竟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孙子，言必称类己。
若圣人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当然了，这二人指的是他的亲兄弟，隐太子李建成和巢剌王李元吉。
圣人一怒都能杀亲兄弟，更何况他孙子一怒。
谁若是敢对李象的政令阳奉阴违，很可能会被第一个拖出来祭天。
在登州的这几天里，李象一直让许敬宗跟着冯清跑前跑后。而李景仁等人，则被李象撒出去，在登州府衙，还有大都督府上下调查研究。
既然准备复刻登州模式，那就要好好学习，免得到时候两眼一抓瞎。
实际上幽州——武清这个地区，也非常适合登州这一套。
毕竟都是处于渤海湾，武清实际上就是如今的天津。
李象要做的，就是在幽州地区复刻登州的先进经验，将幽州也发展起来。
其实幽州这个地区比较微妙，它处于农耕与游牧的交界线，长城以南是农耕地区，而长城以南最富庶的只有华北，所以就这几条要素加在一块，我们就会发现最富庶的农耕区，最强劲的这些游牧者，他们相交接的地儿就在幽州。
也正因为如此，这也是忽必烈、朱棣还有满清统治者将都城定在此地的原因。
作为对抗游牧民族的前线，幽州必然是要成为军事重心的；而政治重心，也就是首都远离军事重心，很可能就会引起叛乱，譬如安史之乱就是如此，并不是所谓的民族矛盾，而是地方和中央朝廷的矛盾。
所谓的政治中心，还有政治本身，它一定是要皇帝本身要垄断暴力，要手握重兵，既要御内又要御外，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势必迁到北京。
就像是网络上总说的所谓“天子守国门”，在这个意义上，“天子守国门”实际上守的不止是国门，还有内部的某些怀有野心的反抗者。
当然了，忽必烈也是要对抗游牧民族的，毕竟说出来可能有些吊诡，但实际上带元的边患真的是蒙古。
李象想要发展幽州经济的原因是，想要通过经济，来对辽东，还有半岛进行深入的掌控和渗透。
至于说军事重心和经济重心重合之后是否会出现拥兵自重的情况，那李象是不担心的。
府兵制这个制度，天然就会避免拥兵自重的问题。
贞观时期，李世民改革府兵制，改军府为折冲府，折冲府设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各一人以及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全国总共设置634个折冲府。
其中光是关中就有260多个，这是出于唐朝廷“据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战略考量。
唐朝府兵的职责主要是宿卫京城和轮戍边防，前者主要来自离长安较近的折冲府，包括著名的十六卫，后者来自于全国各地。征兵对象仍然是较为富裕的农民，“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材力又均，先取多丁”；调兵需要皇帝的敕书和兵部的虎符，统兵则由临时任命的将领担任。
当然了，也不完全是府兵制，在人手不充裕的情况下也会适当募一些兵。
大唐政府为了避免将领拥兵自重而采用的模式，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各回各家。
府兵的战斗力并不弱，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府兵。
老李曾经自豪地宣称，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
这可不是夸张，毕竟李世绩真的打出过这样的战绩来。
而自从大唐放弃府兵制，转向募兵制的时候，就为将领拥兵自重埋下了隐患。
至于说为何大唐会放弃府兵制，那这个锅李隆基是背不上的，他要背也是背安史之乱的锅。
你以为李三郎就想放弃府兵制这么个好政策吗？他不是想放弃，而是不得不放弃。
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在一起，同时还有军功爵制保证了府兵的升迁和生存问题，以及社会地位。
但是经过李治和武则天这两口子的放纵和肆意破坏之下，府兵成了没事儿就拉走免费打灰的工具人，动辄呼来喝去，以至于从贞观时期以当兵为荣，变成了以当兵为耻辱；土地兼并又达到了高峰，很多府兵都失去了田地；最重要的是，军功爵制只能授虚职，授不了实职，经典的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便是出现在武则天执政的时期——上柱国列兵嘛。
这样彻底败坏的军制，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李隆基实际上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只能听从张说的建议，采取了募兵制。
所以有些人批判李隆基放弃府兵制，开了募兵制这么一个潘多拉魔盒，多少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评判者大可以给一句某古典仙女“政启开元”，吹嘘一句李治内圣外王，却有意忽略李隆基给她和李治背了多少锅，擦屁股多么辛苦……
这也是为何大唐军队战斗力下降的原因，不是将领变菜了，而是核心的军制被破坏，造成的军队战斗力急速下降。
在李象的构想当中，幽州和登州进行联动之后，便可以向辽东地区辐射，进而延伸到曹县半岛。
用经济控制，用文化同化，同时再用军事威慑，三项联动之下，这一片地区将会永远归属于大唐。
李象不相信后人的智慧，他觉得怎么着也应该在他死之前把能做的全都做完才对。而现在的第一步，就是将幽州地区发展起来，成为塞上江南。
就在李象在登州暂驻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也没有闲着。
薛延陀军在狄仁杰的建议之下，开始搜寻回纥的踪迹，打算先声夺人，对回纥进行打击。
在数十日的搜寻之下，果然让薛延陀大军找到了回纥牙帐所在。
拔灼雄心勃勃地站在山上，以手搭着凉棚，远远地眺望着回纥牙帐。
他知道，回纥人是绝对挡不住薛延陀的勇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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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