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未名湖这本刊物，从79年做到80年，出了四期内容，就草草收场。
明年程建功就要毕业，文学社虽然还有不少热爱文学的同学支持，但是有文学创作功底的人却不算多，一直想推动未名湖这本杂志再次恢复的程建功，仍旧不愿意放弃这份努力，所以力邀刘培文加入文学社，主要还是想借此提高文学社里同学们的写作水平。
刘培文听了程建功叙说，只说要考虑考虑。程建功还想再说，座谈会却马上要开始了，大家只好各自落座。
主持会议的是杨墨，她开篇所讲述的内容不多，主要是介绍了一下今天的嘉宾。
这场座谈会，受邀参会的人有二三十位，除了作家、评论家，就是各个杂志社的一些资深编辑，另外还有一些文艺界的人士。
这其中，最吸引刘培文注意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王濛，这个不必说，知名的大作家，也是国内一直倡导对文学进行创新和变革的旗手。
另外一个是一个导演，叫做谢非，是从几年前开始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导演，目前还没什么说得上的作品。
杨墨在介绍这两位时，都主要介绍了他们与西北边疆的文化关联。王濛是曾经下放在那里，生活过很久；谢非是两年前刚刚跟人一起指导了边疆题材的电影《向导》。
简单强调了一下这次《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座谈会的意义，杨墨就开始请在座的评论家和作家们发言。
可是说着说着，刘培文就开始发现不对了。
有的评论家虽然认可这部作品，但实际上对这篇作品还是持有自己的意见的，或者说，人家参会就憋着来发表这些意见的。
“……不可否认，《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用诗化的语言描写出了祖国边塞的美丽风光，也刻画了三位生活环境各异，却又同样面临成长选择的主人公，他们对生命历程中的错误与痛苦的反思与挣扎，让每一位读者的心灵都大受震撼。但是——”
我就知道！刘培文心中叹了口气。
这位评论家扶了扶眼镜，给稿子翻了个页，继续点评，“——纵观全文六万多字的篇幅，我们只看到了属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却没有看到任何与大时代有关的批判与反思，更缺乏通过时代变迁来刻画人物性格转变的能力。索米娅身上，我们能看到属于新时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吗？白音宝利格身上，我们能看到他的学习经历带来的性格变化吗？牧羊人身上，我们能看到祖国边陲人民的思想进步吗？我想我们没有看到。”
刘培文在一旁面无表情地听着，试图达到左耳进右耳出的心态，奈何自己还是一丝不爽。
果然，开座谈会并不是一团和气啊，总会有批评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本来刘培文也没觉得如何，被批评就被批评，所谓的批评自己也只会选择接受，至于自己认为毫无道理的批评，那就当是放屁算了。
可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竟然有人把批评的矛头，又转到别处了。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一些取向上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我认为这是文艺发展过度个体化的表现，是失去文学批评意义的一种体现，这种现象，从《受戒》就已经开始有泛滥的趋势。”
好家伙！刘培文心中直呼好家伙，自己被点评也就算了，毕竟今天的座谈会是给他的作品开的。没想到老汪只是受邀参加座谈会，居然还躺枪了。
刘培文微微扭头望向不远处的汪增其，只见他低着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但是面色铁青和紧蹙的眉头已经让刘培文明白，老汪其实不爽得很。
这也不意外，《受戒》这样清新灵动，表达人世间单纯的美好的作品，之前就被某些领导粗暴的评论为“写的挺好，但写和尚谈恋爱有什么意义”，如今又被人借机拿出来鞭尸，被认为是没有批判意识，缺乏文学价值，也就不意外了。
可是老汪能怎么办呢？
两世为人，熟悉老汪的刘培文，忽然有些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