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议完将士家眷迁徙、教育两大议题,卫铉向杜皎问道:“杜长史,此番拿下贪官污吏后,郡府还有多少官吏?”
杜皎拱手作答:“禀太守,郡府官吏原有三百二十六人,如今只剩一百一十三人。如今比较缺人,要不要重新募集吏员?”
官是官、吏是吏,官有俸禄拿;吏员是没有俸禄的免费杂役。以至于地方上的很多刺史、太守看不下去了,纷纷上奏朝廷为吏员发俸禄,只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多数情况下,吏员其实才是真正做事的群体,只不过他们没名没分没地位,他们做出来的功绩一般都归上属官员所有;一旦出了事,往往沦为过错、罪孽的承担者。
没办法,谁让你们是外聘人员呢?你们不背锅谁背锅?
“暂时不用募集。”卫铉回答了一句,然后沉声说道:“人多未必是好事、未必能够好事情做好。就拿那两百一十三人来说吧,他们个个目无法纪、欺上瞒下,皆是尸位素餐之辈,真正做事的,能有几人?所以官员在于做不做事、廉不廉洁,而不是人多。接下来,我将整顿郡府、明确职司,裁汰不必要的职位、撤并职责重叠的职位。”
魏朝在史上是秦汉到隋唐政治体制之间的重要阶段,魏朝前期便设置了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中常侍省和御史台、都水台、谒者台等台省,但职能不全、置废不定。皇始元年(396)始仿魏晋立尚书台,下置三十六曹,只不过当时的尚书台是鲜卑旧制与中原汉制的糅合,与南朝制度迥然不同。到了天兴二年(399),尚书省下设三十六曹及诸多外署,最后居然演化出了三百六十曹。三光四年(401)“复尚书三十六曹”。天赐二年(405)却又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分主省务。”
神瑞元年(414),明元帝废除尚书制度,改设八大人官,总理国政,太武帝拓跋焘执政初,又以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始光元年(424),置右民尚书,复尚书制度。
直到孝文帝整顿吏治、颁俸禄制、改革官制、优化中枢机构,尚书省三十六曹制度才是臻于完备,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部属有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
之后,临时设置的监管几个州的行台尚书省以及地方州、郡,尽皆比照中枢尚书三十六曹设置官位。三十六曹等级相同、互不统属,其中职能重叠、职位重复、责任重复的,比比皆是,如果用成熟的尚书六部二十四的眼光来看,等于是把二十四司抬升到部这一级。
职能相同的诸曹之间,一有事就会相互推诿,没事也能闹出事来,不仅对发展没有意义,反而相互拖后腿,使小事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大事;事后甚至想要问责、想要找责任人都难。
上党原本也是三十六曹齐备,可是清洗一番下来,目前只剩吏曹崔肇师、兵曹刘永、南主客张承、左主客曹陈式、右主客曹朱桓、二千石曹魏绪、左士曹沈宽、比部曹薛衡、水部曹贾琛、左民曹霍敦、右民曹卢楷。
在这十一人当中,除了崔肇师和刘永有点实权、做点实事以外,另外九人纯粹就是吃干饭的清闲者。当然也不是说他们不想做、不愿做,而是此前被冯系官员彻底架空了,而且他们没有在清算的时候没有丝毫问题存在,说明他们还是比较自律的。
趁此机会,卫铉决定推出简化版“尚书六部二十四司”,明确统属关系、明确职责,以免补齐人手后,不好动手。
更重要的是魏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正朝卫铉所知道的群雄割据、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方向发展,此后的乱世不是短时间内能结束。因此,他一定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
如何才能在大乱世生存、如何才能在大乱生里越打越强?关键就要看前期做了什么。
若他任由上党郡府像以前那般“懒散”,而不是抓住宝贵时间打造出一支强军、打造一支高效有力的团队,结果肯定被时代所淘汰。
众人闻言都愣住了,神情不一而足。杜皎和范宏几天前已经听卫铉说过此事,并且做了一些沟通,只是没有想到卫铉刚刚商定两桩大事后,又来了这么一手。杜皎此刻的身份就像是卫铉的托儿一般,只见起身行了一礼,拱手询问道:“不知太守准备如何整顿?”卫铉说道:“将郡府三十六曹并为吏、民、礼、兵、刑、工六曹,吏曹下设吏曹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掌管官员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民曹下设民曹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掌管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礼曹下辖礼曹司、祠部司、膳部司、主客司;四司分掌礼乐、教育、教派、接待、出使之政。”
“兵曹下设兵曹、职方、驾部、库部四司;掌兵籍、征兵、军械、官仓等军事之政;刑曹下设刑曹、都官、比部、司门四司;掌律令、修律、刑法、徒隶、按覆谳禁之政。工曹下设工曹、屯田、虞部、水部四司;掌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江河堤岸、道路桥梁之政。”
“六曹主官是曹,下有主簿一人、左右丞各一、令史两人。;司的主官为司长,左右员外郎各一、书令史四人。”
此前,卫铉已经编好“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对九寺也进行优化;这一套体制立足当代、借鉴后世,目前肯定还有很多不足和漏洞。但是比起当前的政治体制,既有精简、统一、效能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推诿扯皮、人浮于事等问题。不过对于上党郡来说,只要引入“六部二十四司”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