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提到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无法避免的群体,农民工。
因为这个称呼带有歧义,所以现在的官方文件和官方新闻媒体中,已经把这个称呼为改为了“进城务工人员”。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最有歧视味道的词语并不是农民工,而是“盲流”。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连年丰收,国民经济也逐渐好转,但由于土地太少,大量的农民在农闲时间无所事事。
于是,一部分农民便进城寻找生计,也就是现在的农闲务工。
当时正属于计划经济时期,所有人的生活物资都是定额的,农民进城找工作,便是与城市居民争抢饭碗,打乱了社会运行的秩序。
于是,当时的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规定:克服农民盲目流向城市。
这个规定一出,禁止农民进城打工,便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从此,农民向城市流动被严格限制,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化结构开始形成,而这期间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也就被称为了“盲流”。
直到2003年,孙志钢案轰动全国,盲流一词和进城农民收容遣返制度,才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周硕和郑伟民,都是盲流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因为兄弟姐妹太多,而家里的耕地又太少,养不活一大家子人,所以只能冒着违法的风险,在城市里东躲西藏的讨生活。
连那个时代的官方,都用“盲流”一词称呼这个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自然也就无需多说了。
周硕对于郑伟民,是有感情的。
盲流作为非法群体,无法享受到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所以周硕连学都没上过,有限的文化水平,都是父母在家教的。
出身低微,便是原罪。
他们那个大杂院里的孩子,从小就被工厂家属院的孩子欺负,但又全都不敢反抗,因为他们的身份并不合法,一旦闹到派出所,不仅要被遣返,而且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那群孩子当中,郑伟民是个异类。每当他们这个大杂院里的孩子受到欺负,年龄最大的郑伟民总会替他们出头。
有一次周硕被霸凌的时候,郑伟民独自面对三个比他大了好几岁的小青年,被人一砖头砸在脑袋上,连头骨都露出来了。
也正是因为这事,周硕的父母始终念着他的好,这才在郑伟民的父母相继离世后,把他接到了自己家里生活。
当时郑伟民住在三口人只能盖一张单人棉被的周家,也能看出来自己就是一个累赘,于是便从此人间蒸发。
时光荏苒,1985年时,中央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才逐渐为农民进城开了口子。
周硕的父亲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在雪糕厂帮厨学到的手艺,开了一家小包子铺,再后来周硕也算继承了他的衣钵,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干这个营生。
直到1995年的春节,郑伟民才再次出现,当时他已经在外面混出了人样,从那之后每次回到周家,不是买东西就是扔钱,还给周硕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个小门市房,让他把包子铺从城乡结合部,搬到了生意更好的火车站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