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困境，你们的皇帝非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而当时的百姓是怎么过的，在江南，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非但如此，你们蒙古人高高在上，在你们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蒙古人无需劳动就可以享有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财产，杀一个南人只需罚交一头毛驴价钱。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铁器，连一把菜刀也必须几家合用。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不是饿死就是被沉重的徭役给折磨死了，这样的皇帝，天下百姓能不痛恨，能不抛弃了你们么？黄河泛滥终于压垮了百姓最后的忍耐，揭竿而起反了你们的皇帝，最后打出了一个大明朝来，试问若是你们的皇帝能善待天下的百姓，好好治理国家，这天下还能丢么，祖宗打下的江山，你们没本事保存下来，却将丢江山的罪责推给别人，难道你们不知羞耻么，不怕告诉你们这天下百姓早就不待见你们了，这其中怕不光是咱们的百姓，还有你们蒙古的百姓吧？天下的百姓都是最善良的，他们的要求并不多，只要能有一口吃的，有一口喝的断然不会做出揭竿而起的事情来，只有他们活不下去的时候，才本着左右是个死，做出改朝换代的举动来，当时的天下，就算没有红巾军起来揭竿而起，也有黑巾军、蓝巾军、黄巾军起来起义，天下百姓早已抛弃了大元，要说报仇，你们寻不得别人，问题出现在你们自己的身上。说到这儿杨峥看了一眼脱脱不花，见这落魄的皇家子孙的面上露出几分愧疚之色来。
杨峥颔了颔首道：“总算还有几分良心！”顿了顿继续说道：“双方百姓已苦多年，他们最期望的怕不是打仗，而是能有一片安宁的乐土，好好的过日子，黄金家族从元顺帝退出中原前前后后延续了几十年，若你们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就算你们延续不了祖宗的江山，可守住这片大好的草原并非不可，可惜你们并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其结果是什么，你们让追随你们的百姓越来越困苦，他们越苦，就越不想跟着你，一个君王没了民心，哪能不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