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整理，杨大人算是有些了眉目，正准备挑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早晨给太子上一课，却不想太子比他更着急，竟不等他安排，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派身边的公公王振来请人了。
自从暖阁的一次君前谈话，宣宗就命人取消了内学堂的大学士授课的规矩，改为王振，寻常翰林士子授课，所诵读诗书也多以《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历史典故为主，往日所学的《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减少了一大半，这事儿皇帝虽没说，但外亭的文官却不动神色的将这份功勋算在了他的头上，但凡有公共场合总免不了将这件事拿出来说道说道，一次两次到也罢了，偏偏说个没完没了让杨大人暗暗有些后悔当日的举动，但他心知肚明，当日若没有说服皇帝取消大学士授课的规矩，迎接自己的将会是另一番说法了，文人脸上的这张嘴巴，从来都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比起太监来更让人头疼。
出了这件事后，杨大人碍于往日的情份，颇有些不好意思的见王振，但凡有王公公在的地方，杨大人则是能躲尽量躲着走，本以为这辈子算是老死不相往来，却不想自己莫名其妙的做了太子的老师，想避都避不开了，王振进了门，倒也不客套，一屁股就坐在了一张绣墩上，面带笑容的道：“杨大人咱家奉命来寻你去授课，你看这天色不早了，要不咱这就去吧？”
杨峥还担心王振兴师问罪，本还有些紧张，却不想人家跟没事人一样，暗自骂了声自己没出息，拱了拱手道：“劳烦公公，杨某过意不去啊？”
王振道：“杨大人这说哪里话，要说过意不去，也该是咱家才是，杨大人仗义执言，让皇上老人家取消了大学士授课，给了外廷那帮文人说三道四的机会，这份恩情咱家都不知该如何回报，杨大人再说这话儿，让咱家好不惭愧？”
杨峥楞了一下，有些没回过神来，心想：“这剧情不该是这么走才对啊？”其实这事儿很好理解，那些大学士大多数来自翰林院，平日里就看不惯太监，碍于皇帝的旨意才不得不来授课，心头自有一股怨气了，所以在授课的时候也是有意无意的撒了撒气，当初内学堂请这些大学士来授课的时候，早就有规定对授业老师得客气，老师对学生则不用如此，这规矩起先只是体现在体罚上，如学生一旦背书不过关，或者书写实在不堪入目，或者污损书籍，还有其他犯规犯过者，翰林出身的老师有权叫这些不听话的学生交给本监提督去进行体罚，这种体罚起先也只是意思意思，毕竟这些太监大多数先前是没读过书的，更别用说写字儿了，老师的体罚则酌情，可随着这几年太监的实力日益强大，一些太监利用皇上给的权势对不少大学士政务上给予了干预，再者就是这些太监帮着皇上经营皇店，为了讨得皇上欢喜，在手段上就没顾全那么多，或多或少引起了不少大学士的不满，不少大胆的太监干脆在皇店周围皆设巡逻﹐凡“负贩小物﹐无不索钱﹐官员行李﹐亦开囊检视”﹐商贾舟车﹐亦皆有税﹐引起了不少官员的弹劾，双方矛盾随着权势日益扩大，多年不曾用上的重体罚也被大学士借此机会给用上了，比如铁尺打手；在孔夫子的画像前罚跪；站在圣人画像前，直立，上身向下贴着两腿，用两手扳着两个脚板，双腿不能弯曲，一次两到也罢了，次数多了难免引了不少太监的怨恨，加上这些大学士仗着学问高深，平日里授课极快，许多毫无读书底子的太监根本弄不明白四书是怎么回事，就被大学士，拉着去五经了，至于史书更是可怕，《资治通鉴》到也罢了，毕竟是咱汉人的历史，名字也好，治国良方也好，或多或少都从戏台上知道一些，可授课《元史》鞑子的名字又臭又长，往往弄明白了这个，忘了另一个，一堂课学下来，什么也没记住，本来太监对大学士这等授课方法就心有怨恨，再听那些大学士在皇上面前说他们的坏话，哪还有什么好脸色，用太监的话儿说，他们已就不待见那些所谓的大学士，若非怕皇上不高兴，这内书堂的课程未必肯去上，杨峥的一番建议无疑是说出了他们心头多年的想法，摆脱了大学士的束缚让他们别提有多高兴，至于学问，那些大学士本就没诚心授课的意思，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这不是还有王公公么，王公公的学问连皇上都说好，那还能比大学士差了么，再说了没了大学士不还是有一批刚进来的翰林学士么，他们学问未必比得上大学士，可面皮薄，手段弱，还不懂得官场的规矩，在内学堂还不是他们说怎么来，就怎么来，学东西嘛，首先得学得高兴才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