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安媳妇一连多日寝食不安。冬天来了，到了这个寒假，长子昌喜就将中学毕业。依照最高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已成无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只是看见昌喜身材单薄的样儿，母亲心里不免有些担心，这样的体格，哪里能干农村重体力活儿？
“能不能想想办法，”夜里躺在炕上，妻子和丈夫商量，“哪怕再等一年也行。你看看他那腿，麻杆似的。”
“别惯着他，”恒安说，“他又不是读书的料，学习不好，又不能干活，将来岂不成了秧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妻子说，“我只是想让他呆在家里，再长一年身子，等壮实一些，到了农村，我才放心。像他这么单薄，到了农村，我怕给累出了毛病。”
“等我想想办法吧。”恒安说，“其实学校的学生，差不多都这样。”说完，翻身睡下了。
早晨起来，昌喜吃过饭，背起书包要上学去。恒安坐在桌边，及时拦住了他，“等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
“体检？”昌喜眼珠了翻动几下，傻愣愣地问，“我身体好好的，做什么体检？”
“你爸让你怎么，你就怎么着，”母亲在一边帮腔道，“你是家里的老大，要给弟弟妹妹做个表率。有些事，一时半会儿弄不懂，就别问，听话就行了。”
母亲没头没脑的一席话，说得昌喜越发糊涂。放下书包，等着父亲领他去医院。
“你先过来一下。”恒安放下饭碗，漱了漱口，走进里屋。昌喜稀里糊涂跟了进去。父亲指着椅子说，“你坐下。”昌喜听了，懵懂地坐到椅子上，听父亲教他，“待会儿，到了医院，上楼时，你快走几步，要让自己觉得累。大夫要给你测血压时，你要脚尖着地，脚跟抬起，小腿发力，屁股上翘，做出将要起身的姿势，就这样……”父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先给他演示一遍，而后让儿子学着演示了几遍，觉着差不多了，才领着昌喜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昌喜照父亲说的去做，一测血压，大夫吓了一跳，“天啊，这孩子怎么啦？小小的年纪，血压这么异常，高压都二百一啦。”
昌喜听了，心里紧张起来，刚要说出实情，见一边的父亲给他使了眼色，才闭上嘴巴，咬着嘴唇不说话。
“大概是遗传吧。”父亲赶紧解释说，“孩子他妈就有这毛病。给开张诊断书吧，大夫，我想让他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开诊断书，又不需要大夫掏钱，患者又确实有病，大夫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提笔开了病休三个月的证明。
出了医院，恒安让昌喜一个人回家，自己带着诊断书去了学校。都是一个学校的同事，恒安人缘又好，又有医院出具的诊断书，昌喜的休学手续办得挺顺，中午父亲回来，就正式告诉他，可以在家里呆到下一个寒假结束，等到明年春季开学，再回学校，在毕业班再呆一年。这时，昌喜才明白，一早父亲带他去干的这些事，只是为了让他留级一年，推迟一年下乡的时间。意识到这一点，昌喜心里有些不快。留级生，多暂都会让人小看的，尽管自己学业不佳，学校也不正经授课，昌喜却对自己留级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担心昌喜呆在家里，会和街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走近，母亲给他分派了任务，母亲说，爷爷老了，行动不便，得要人照料，叮嘱他每天一刻不离地守着爷爷，照料好爷爷的起居。
在家里，恒安夫妇称世德二大爷，却让孩子们直接喊爷爷。世德并没到随时都要人守在身边照料的年龄，身体还挺结实，只是心里清楚孩子母亲的真实用意，也就不好回绝。世德很快就发现，其实恒安媳妇的这种担心，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昌喜性格木纳，寡言少语，成天眨巴着一双死鱼眼，呆坐在一个地方，一坐就是小半天，常常是你不指使他做什么，他自己是不会主动去做的，从来不愿意和外边的人交结，这一点，倒是和他父亲的大伯世义有些像，只是世义小的时候，聪明好学，父亲教他背书，只消一会儿，就烂熟于心；昌喜却不然，成天背着书包到学校，坐在教室里也很像样儿，神情专注地听老师讲课，可听过之后，像没听一样，你问他听懂了什么，他就所答非所问。好在他上学没几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里也不正经上课，也没什么考试，他平日在教室里能坐得住，从不惹事生非，更不敢去造老师的反，甚是受老师的喜欢，居然让他当了班长。世德觉得，较比而言，老二昌乐，倒是和自己有几分像，这孩子性格开朗，行事豪爽，爱结交朋友，有时也爱耍点小聪明，在学校里人缘极好；和自己不同的是，昌乐刚入学时，爱学习，学业极好，若不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将来考上大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一点，连孩子的父母都不怀疑。运动一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昌乐在学校里就呆不住了，成天到街上野跑，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次组织同学打群架，还被子弄到派出所去，气得恒安领回家里，忘记了早年对孩子们的承诺，也忘记了自己一小时挨母亲拿鸡毛掸子狠抽的伤心事，抓起鸡毛掸子，狠抽昌乐的屁股，痛得他满地乱蹦，直到哭叫着发誓，再也不和街上混混们来往了，恒安才停止抽打。幸亏母亲看得紧，昌乐才勉强没有变坏。可是第二年冬天，当父亲在母亲的怂恿下，要带着他到医院看病时，昌乐警觉地问父亲，“你想让我留级？”
“这是为你好，”母亲在旁边劝导他，“你看昌喜，这一年在家里休养，身体都长壮了，这样到农村，才不至于累坏。”
“强壮的身体，不是休养出来的。”昌乐说，“是在聪明头脑的安排下，通过适当的锻炼获得的。”昌乐像一个辩士，和母亲争论道，“我上同学李直道家玩，李直道他爹给我讲，从前日本人在时，在西海的龙王庙修军事要塞，抓了大批中国劳工。劳工中有中国把头，提着镐把看着你干活，干不好就打；还有日本宪兵端着刺刀逼着你干，干不好就戳死你。一些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的劳工，怕打、怕死，就听话拼命地干。日本让他们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便是铁打的汉子，不停地干，最终也得累死，日本人看哪个劳工累倒下了，快要断气了，就命人抬到龙王庙山前的大坑里扔掉，就是现在的万人坑。那万人坑里死掉的，大多是身体强壮的劳工。相反，一些聪明的劳工，就存活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知道，听话、拼命地干活，迟早会累死，人家就出工不出力，别人撮一锨土，人家就撮半锨，或是只撮锨尖那么一点点；别人撮完两锨，人家慢慢腾腾地只撮一锨。日本人看管劳工干活，你只要不是停下来歇息，日本宪兵和中国把头就不能把你怎么样；相反，一些人拼命地干，干累了，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就要遭到毒打。这样一来，你算一算，日本人虽说逼着劳工们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儿，可聪明的劳工，实际上只干了八小时的工作量，甚至还不足八小时的工作量，当然累不垮的。为什么？就因为人家知道磨蹭呀，要不咱们这里现在怎么还会有‘磨洋工’这个词儿呢？就是在日本人刺刀下总结出来的保全性命的法宝。现在上山下乡，也是这样，我听说，现在农村的社员，大都很精通这一套，一些蠢人，队长分派了活儿，就拼命地干，干累了，歇一会儿，队长看见了，就会说你，说你偷懒，不给你高工分，而一些聪明人，磨磨蹭蹭不停地干，一天只干一点儿活儿，却能拿高工分。各人精神和人使，反正我不想在学校留级，多丢人哪。”
昌乐的一番表白，正合恒安的心思，觉得这孩子讲得有道理，望了妻子一眼，说，“他不愿意，就算了吧，正好他们哥俩一块下去，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既然丈夫和儿子都这么想，妻子也不再坚持。过了元旦，母亲就开始给孩子们准备下乡的被褥。担心农村太冷，特意给两个孩子缝了两床厚被。
一月中旬，学校开过毕业典礼，紧接着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在一阵热闹的锣鼓声中，几辆卡车，载着一些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驶出了城区，在送行母亲的泪水中，消失在通往乡下的公路上。昌喜兄弟到三十堡公社插队去了。
春节到了，知青们放假回家。一进家门，母亲吃了一惊。只几天的功夫，老大昌喜人就瘦了一圈，昌乐稍好一些，除了面色变黑了，人倒没怎么变样儿。
“我哥要入党呢，”看见母亲一脸的惊愕，昌乐幸灾乐祸地笑嘻嘻说，“贫下中农都夸我哥会干活儿，是个好苗子；我却不行，偷懒耍滑，长了一身蠢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