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进站时，已是清晨。走出站台，站前广场上人不太多。广场上到处铺垫着报纸、纸板，估计是昨晚在这里候车的人，嫌候车室里太热，在这里临时打的地铺，上车时来不及清理，才留下这一地狼籍。
恒安在广场边找了家小吃店，要了碗豆浆，两根油条，两个茶蛋，一碟芹菜拌花生米，匆匆吃下，照着昌庆来信的地址，一路打听，换了几路公交，九点钟光景，到了报社大楼。
门卫老头拿起笔，正要让恒安在记事簿上登记，听说是来找昌庆的，把笔放下说，“甄昌庆这些天不在班上，正休病假呢。”
“病了？”恒安心里咯噔一下，两腿有些发软，惊瞪着眼睛，问门卫，“什么病？在哪儿住院？”
“咳，啥病呀，就是休个病假呗。昨天我还看见他来报社了。”门卫老头说着，不屑地笑了笑，叹息道，“现在的年轻人呀，金贵着呢，苍蝇踢了一脚，就要大休；心情不顺畅，也要休假。”刚说到这里，马上醒悟到自己走了嘴，停下话头，问恒安，“你找他什么事？是他什么人呀？”
“我是他父亲。”
门卫听了，立马换上笑脸，让恒安到传达室里坐下，恒安心里有事，急着问，“我上哪儿能找到他？”
“我给他打个电话，看他在不在家？”老头边说，边翻看报社员工的通讯录，找了一会，找到昌庆的电话号码，开始给昌庆拨号。电话拨通，举起电话，当着恒安的面，在电话里向昌庆卖乖，“你小子，小病大养，在家泡病号，把你老爸惊着了，从大老远跑来看你，还不赶紧过来接你老爸。”
昌庆听说父亲来了，有些吃惊，让父亲接电话，确信接电话的正是父亲，叮嘱一声，“爸，你稍等一会儿，我马上过去接你。”说着，挂了电话。
门卫老头正为刚才说了过头话懊悔，见恒安放下电话，再三邀请恒安进传达室里歇息，见恒安进来，又给倒了杯茶。
一杯茶的功夫，昌庆到了。见昌庆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不像有什么大病，恒安才放下心来。门卫老头趁机卖好，嗔怪昌庆，“这熊孩子，请个病假，看把你爹折腾的，坐了一夜火车，大老远跑来，要不是我先把事儿说开了，这会儿，还不定给你爹吓成啥样了。赶紧接你爹回去压压惊吧。”
昌庆听过，笑了笑，拎过父亲手里的包，埋怨父亲，“爸，你来，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呀，幸亏我请了病假，要不，出差在外，你还扑了空呢。”边说边领父亲出了大楼，到了停车场，让父亲上了一辆车，自己开着离去了。
“这车，是谁的？”恒安上了车，问昌庆。
“我的，”昌庆笑着显摆说，“你看，还行吧？爸。”
“你的？”恒安有些不安，问道，“单位给你配的？”
“单位？”昌庆笑了笑，说，“单位领导除非神经错乱了，不然怎么会给我配车？他自己都想弄辆好车开呢”
“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车？”
“不是买的，朋友送的。”
“送的？”父亲警觉起来，隐隐感到，昌庆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路上车多，怕分散昌庆的注意力，父亲忍住话头，不再吱声。
“家里挺好的？”过了一会儿，见父亲不说话，昌庆问。
“挺好的。”
“爸，你这一回，怎没把俺妈也领来？”
“你姥病了，”恒安说，“你妈和你姐天天在医院侍候，昨天刚出院，你妈回家歇息歇息。”
“俺姥得了什么病？”
“老毛病。”
知道家里没什么别的事，昌庆心情轻松下来，和父亲说，“我还想了呢，等我这阵子忙完了，把你和俺妈接来住些日子，让俺妈给我做饭吃呢。”说着，嘿嘿笑了起来。
见昌庆起了话头，恒安忍不住问道，“你不是在休病假吧？还忙什么？刚才听门卫老头说，你是在泡病号，到底是怎么回事？”
昌庆觉察到，父亲已看出他的心思，便不想瞒下去，沉吟了一会儿，开口说，“爸，我不想干啦。”
“什么？”恒安着实吃了一惊。虽说他已看出，昌庆有什么事情瞒着他，却没想到儿子会有这种想法，急着问道，“记者的工作，不挺好吗？现在有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你又是在北京大报社里工作，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不知道，爸，”昌庆想了想，说，“记者这活儿，不好干呀。你天天写些应景的文章吧，读者不买帐，骂你；你要写些揭露社会问题的文章吧，当事人又不满意，和你纠缠；你要写些反映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文章吧，上边的不满意，主管部门又压你，又是检讨，又是求情；你要是写些歌舞升平的文章吧，良心又放不过你。现在，在中国大陆当官方记者，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左右不讨好，动辄获咎……”
“那你想怎么样？”
“辞职，”昌庆说，“自己干！”
“辞职？”恒安倒吸了口冷气，怎么也想不到，在他眼里，一向乖顺听话的小儿子，眼下会有这么大胆的想法。“辞职以后，怎么办？”恒安紧跟着问。
“自己开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昌庆说。
“经营什么？”
“先办一份杂志。”
“办杂志？”恒安觉着不靠谱，提醒昌庆，“国家出版署，现在允许私人办报刊吗？我听说，现在国内的小报，多是挂靠地方党报办的，而且办报的人，多是早先各大报社的退休领导，没有相当的背景，是办不下去的。”
“我不在这里申请，”昌庆说，“我和香港康平文化出版社已经谈妥了，以康平文化出版社驻京办事处的名义，办一份《社会观察》杂志，他们手里有出版物的国际编号，我不用申请大陆的杂志编号。我每年只交给康平出版社五万元管理费就行了，其余的有效证件，都由它们提供。”
“靠出版杂志，能赚到钱吗，”恒安担心地问，“你出的杂志，能卖出去吗？”
昌庆听父亲这样问，知道父亲是局外人，并不清楚行中规矩，笑了笑，说，“爸，这本杂志，只是我的门面罢了，我根本不用它赚钱，甚至赔钱都行，我只要把握住，不发表那些揭示社会深层次矛盾，免得引起上层反感，能让它正常运转就行了。我要赚的，是管理记者站的钱。”
“怎么管理？”
“我要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内地事件频发地区，建立记者站，这记者站，由行中高人自行管理，我只收取它们每年五万元的管理费；另外，向他们招聘的记者收取培训费。以每个记者站至少招聘一百人的记者编职算，我每人只要收取三千五百元的记者培训费，向他们颁发记者证，那样话，一百个记者站，一年下来，就能收入三百多万元。”
“可你养了那多人，靠一本杂志，能够给他们开销吗？”
昌庆听了，知道父亲并未领会个中奥妙，笑了起来，“爸，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记者站，是由它们自己管理的，我只收钱、发证，其余的，一概不管。”
“那记者站的人，靠什么生存呀？”
“自己创收啊。”
“创收？”恒安颇感纳闷，问道，“怎么创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