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自有规律。
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凭空出现，总有其前因后果。因何而生，又将引发什么后果，环环相扣。
所以，在去除了唯道德论的历史观后，就会发现历史有很多惯性，绝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不把前因后果考虑清楚，就算能成事，也可能是好心办坏事。
作为穿越者，刘协最大的优势就是深谙历史因果律，不会草率决定，而是从容布局。
就和兴修水利一样，渠挖掘好了，开闸放水只是个仪式。
如果不挖渠就放水，或者渠挖得不够好，十有八九要酿成洪涝灾害。
他当初力推教化，为此特地组建印坊，就是为埋藏世家挖下的第一锹土。
世家为什么能坐大？因为知识传播不易，他们垄断了知识，也垄断了话语权。
为什么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种莫名的自信，原因还是他们对知识和话语权的垄断。几千年来，读书人始终只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他们理所当然的掌握了话语权，上怼天子，下欺百姓。
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士大夫。
刘协建立了印坊，降低了普通人读书识字的难度，又对儒生的务虚大加鞭挞，提倡四民皆士，鼓励实学，儒生以经学传家的垄断优势自然而然的被削弱。
这时，新的矛盾已经在酝酿。
儒生入仕的渠道受限，不可能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想法。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网络技术普及，让所有人都可以发声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人是如何疯狂反扑的，刘协记得一清二楚。
没有人会平静地接受既得利益的损失。
不管是以圣人门生自居的儒生，还是以启蒙者自居的公知。
现行的选举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形势，改革在所难免。
在大规模的讨论之前，刘协要先进行小范围内的通气，第一个目标就是荀或。
荀或是下一任司徒人选，选举是他将来的职责范围，无可逃避。
荀或本人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将选举制度摆在确定都城和开发江南之前，作为最重要的议题。
对刘协的发问，他也不谦虚，开门见山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与刘协不同，他考虑这个问题更远，也习惯于从之前的历史中寻求依据，直接从左雄、黄琼等人的选举改革开始说起。
没错，对现行选举制度的不满早已有之，而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
左雄、黄琼就是改革选举制度的先驱。
左雄的贡献在于限制年龄，将那些过于年轻，根本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排除在外，强调入选人员的能力。为此，他定了一个制度，四十以下，不得推举为孝廉。
黄琼的贡献则在于分科取士，尤其强调能行政者，进一步加强入选士人的行政能力。
但是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他们的改革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原因之一，就是儒生在实际权力分配中占据的份额太少。他们动不了外戚、权贵的份额，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调整，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