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几项新式武器的展示，陕北众将，包括延绥镇的最高长官杜文焕在内无形中都对吴为亲热了许多，言语中颇有殷勤接纳之意。【本书由】说起来也不奇怪，吴为虽然位低职卑，却不断显示出超群的实力。长枪大盾阵以一当十大破流贼的赫赫威势犹在眼前，而安塞营士兵装备之精良，纪律之严明也无一不给众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吴为展示的几样新式武器，尤其是那热气球，做工精良，体积庞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耗工极多，非花费巨资莫办，将这两者联系起来一想，吴为的背景实力着实是可惊可怖！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吴为的卖相实在不错，身材修长，肤色白皙，站在众人当中完全是鹤立鸡群，俨然一副高官大族子弟的模样，而且一笑还露出六颗整齐的白牙，显是保养极好，遮莫从生下来就养尊处优，就没吃过粗粮！待人接物也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符的老成（面相比明朝人显年轻），即使在杨鹤面前也是不卑不亢，侃侃而谈。就算以杨鹤见识之广，吴为这等人物也是初次见到，若不是事先知晓其履历，非怀疑他是哪家高官显宦的子弟不可。而以陕北众将的见识，大都认为吴为定是哪位朝中大人家的公子哥派到地方历练的，就算是宗室化名的也说不准，对这样的人，搞好关系绝不会有错！
与众将不同，杨鹤欣赏吴为是看中了他的才具。高居朝堂多年。杨鹤深知国家积弊深重，别的不说。每年仅因对付建虏而加派的辽饷就达五百二十万两。以前说是扫平建虏后即行豁免，但看如今建虏坐大的情势，短期内怕是不可能的了。辽饷固然是一笔沉重负担，但毕竟每亩只加银九厘，百姓尚可承受，更严重的是地方官府的私下加派。近年来官场越演越烈，都已经达到政由贿出的地步了，虽然现在朝论都怪阉党败坏了风气。但自己清楚，东林这帮子人捞起钱来比之魏公公也不遑多让！各级官员想要升迁就必须向上行贿，价码逐年提高，官员们又不能屙金尿银，负担自然是转嫁到了小民身上。作为都御史，杨鹤对官场极为反感，却又无能为力。甚至有时他也不得不屈从于这个大环境。就像为了早日回朝入阁，他也不惜向几位重臣行贿一样。
此外大明朝的宗室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就像清末的八旗子弟一样，坐享丰厚的宗禄。而八旗子弟虽然不稼不穑，但毕竟还承担着戍边镇守的职责，明朝的宗室则是无所事事。完全是社会的“弃物”。他们按规定不得从事四民之业，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一切都由国家负担。朱元璋当初讨饭的时候，一定想不到二百多年后他的子孙会达到二十万之众！这二十万人都有朱元璋的皇家血脉，宗禄标准也比旗饷要高得多。按照明末的官方统计。应发宗禄已经超过了全国税收的两倍！这么多的宗禄，即使无法全额发给。大多以折钞的形式变相削减，但实际支付的部分仍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像现代社会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明朝的商税矿税被士大夫疯狂的反对，坚持收这两样税的万历皇帝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但万历皇帝的对策就是置若罔闻，士大夫们除了骂骂也无可奈何。而到了崇祯年间出现了“众正盈朝”的大好局面，商税矿税被停的停，减的减，竟是可以忽略不计。如此一来，辽饷、宗禄、地方官府的私下加派，最后还有正经要交的夏秋“两税”，全部的负担就都一古脑地压在了底层老百姓的身上！一边是巨商缙绅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一边是百姓极端贫困却要承担沉重赋役，这也就难怪但凡遇上个水旱蝗灾什么的，民间就是哀鸿遍野了。在这种情况下，“欲要其不为贼岂可得乎？”
杨鹤深受王阳明及其后继承王学衣钵的王艮、李贽等人影响，思想颇为开明，王阳明提倡“四民平等”，李贽则说过“商贾也何鄙之有”，受他们影响，杨鹤对工匠、商人并不排斥，认为他们的作用并不比士人、农民小，但他不能接受的是众多官员依靠特权从事商业，自家获利极巨，却坐视国家财政破产，还动辄就骂朝廷“与民争利”。吴为在安塞招商兴业，安置流民，正是杨鹤想做而做不到的，因此当他听闻吴为所为诸事时竟大起知己之感，将其视为同道中人。
吴为看了下天色，向杨鹤笑道：“天色已然不早，此处地形狭窄，并非宿营之地，还请总制大人与众位大人一道到安塞驻马。李大令闻听大人来，已备得一杯薄酒，还请大人屈尊一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