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连日所施之政皆是维护百姓，臣以为此举多有不妥。”樊建道。
“长元是指朕不应爱惜百姓么？”刘禅略微一愣。
“民乃国之根本，臣怎敢进言陛下自伤国体。”樊建和吕辰两人跪拜在地。
听出樊建话中有话，刘禅也知这樊建在朝中亦属能臣，非是无的放矢之辈。因此刘禅凝神细听，等待下文。
诉说之间樊建难免引用大量的古典，对此刘禅早已适应。百姓作为国家的根本是需要统治者维护的。但作为被压迫剥削的最底层，百姓也是需要管治的。造成国家衰败的原因有很多，并非是登记为良民缴纳赋税国家就一定会富裕。
刘禅之前的做法无疑是打压了士族，给百姓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但作为穿越者的刘禅对这个时代的百姓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这个时代的百姓有一个共同性便是逃税。天下之大，何处皆可安家。无论是贫穷富有，都不喜欢自己的财产拿出去交给国家。
曹魏实行的是按照户头收税，既是每年每户人家都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税金。这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在放宽了田赋之后更显得尤为重要。百姓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多一分钱生活品质便会提升一分。当家中有人娶妻生子，打算另立门户生活的时候。形式上是独立生活，但并不登记入户，这导致了官方的户口上仍然是一户，只收得到一户的赋税。更多的人嫌这样做麻烦，独立生活之后索性根本不登记入册，这样国家一样没有收入。
蜀汉实行的是按照人头收税，有多少人收多少税。不想交纳人头税的百姓家里添丁加口，也不会告知官府。如此一来一户人家可能有七八口人，但交纳的只是三口人的赋税。这和曹魏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即是曹魏以户收税，所以户少人多；蜀汉以人收税，所以户多人少。
刘禅一味的维护百姓采取宽容的政策，时间久了难免让百姓生起了骄纵之心。樊建的出发点并非是维护士族，而是建议刘禅在士族和百姓间采取一种较为平衡的政策。
成都令吕辰也做了详细的补充。诸葛亮为政期间执法甚严，官僚百姓就算有投机之心但在当时严密的执法体系下却没有机会做投机之举。所以当时的蜀汉国力增增日上，就算是诸葛亮屡次兴兵北伐，国内也是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百姓的生活不因为长年的征战受到丝毫影响，这也是诸葛亮治国为人称道的地方。
但是当诸葛亮去世之后，继承者不能像诸葛亮般严格执法，面面俱到。没有了强势的维护和统治，国家体系开始迅速崩溃。大批的官僚和百姓到了投机的美好前景，于是贪墨，逃税等开始泛滥。仅仅诸葛亮去世的那一年，只是蜀郡地区便少了一万多户百姓。这些百姓都逃出了蜀郡，跑到了别的地方做起了黑户。放眼到全国，会流失多少百姓？
后世经常把诸葛亮的事必躬亲作为诟病诸葛亮为人的特例。可谁又知道只能依靠人制的三国时代，诸葛亮只有事必躬亲才能保持国家体系的健康和完善。蜀汉的政治根基是无法和秦朝相提并论的，根本没有条件让统治者或是诸葛亮做如商鞅般的，根本性的体质改革。
听完樊建的陈述，刘禅深吸了口气，事必躬亲，是不得已而为之。国家的根本是百姓，但力量来自于世族。刘备入川到今不过几十年光景，这点时间并不够蜀汉扎根。所谓的改革首先触动的便是士族的利益，包括命令文立等人抓紧盐脉，打击贪墨等事在内皆是如此。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天高皇帝远，最近发生的事情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个事实。没有忠心可靠不畏强权的臣子盯着，任何法令的执行程度都是大打折扣。换而言之，人是决定兴衰的关键。
想从根本上转变国家的体质是做不到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监察体系来辅助政令的顺利执行，达到最佳的执行效果。送走了众人后，刘禅坐在房中冥思苦想。
诸葛诞等人费尽心力成功的把魏军吸引在东门之外，带着亲军和文钦的东吴人马在城中整装待发。只等焦彝等人回来，便开始突围。李平和施全明白焦彝放弃逃生，留在阵中舍命拖延魏军的良苦用心，只好带着亲随入城和诸葛诞汇合。
到了城门处回首望去，只见诸葛诞的旗号在阵中飘扬，人群之中难以望见焦彝的身影。淮南军参差不齐，人心涣散久战必败。焦彝非是不想走，而是不能走。一旦东侧的大军迅速的崩溃，诸葛诞成功突围的几率便会大幅减少。这样一来，这十几万人的牺牲便没了意义。能指挥十万大军作战的，除了诸葛诞便是焦彝。或许文钦也能，但文钦是吴将怎么指挥得动淮南的军马。
李平长叹一声道：“走吧，主公等急了。”
施全目视远方没有动静，忽然调转马头奔向诸葛诞大旗方向。李平见状疾呼道：“你……”还没说完便听施全叫道：“焦将军身为大将尚且不顾生死，他日地下岂不孤单！替某转告主公，施全必定拖住魏人步伐，至死方休！”
“至死方休”四字传来之时，声音已然渐远。李平面色变幻，一咬牙飞驰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