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族内的后辈们，走什么路，那是自己选的，不会为崔游等人左右。实际上若是崔游等人再有抗拒，脑袋掉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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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了中原，曾经的晋帝司马攸听闻不由得痛哭流涕，竟是月余之后郁郁而终，在成都去世。
曾经的晋将苟晞，祖逖，刘琨，孟观等人听闻无不义愤填膺，拔剑以砍桌石，更有人面北而归，嚎啕泣血！
而此刻的汉朝内部清谈名士王衍为首的一群人，因为胡毋辅之，光逸，毕卓，王澄等人酒后冲撞大将军姜维车驾，以及其言论多有乱国之语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量的清谈名士被查处，收押，斩首，流徙。
尤其是身居高位，供职州府的一些官吏，方才投身不久便遭此横祸可谓不幸。能够跻身此圈者大都是世家子弟，对于士族来说这些人虽然皆是家族的能人，但并非全部，甚至还占不到主要的地位。
而此时朝廷的手腕也是拿捏的十分精准，传递的讯息更是明确。例如王衍等试图凭借家族的影响力与朝廷一搏的，基本上是全族覆没，虽然杀头流徙的不过是带头之人，可所谓树倒猢狲散，只是汉帝刘禅一句话的事情，偌大的家族，几十年甚至更久的传承便被伐断当场。
牺牲一部分人来保持家族在朝廷的地位，这是必要的选择。出乎天下人意料，事件竟然是轻轻松松的便解决掉了。士族开始了朴素务实的作风，大改先前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生活。即便只是做做样子，对于天下人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风向变了，世家豪族也是跟着转变，这个时候知道改变也不算晚，但也确实是晚了。因为清谈与奢靡的风气不过是表象罢了，汉帝刘禅真正的目的不知不觉中几乎达到。
魏晋势力占据中原已久，其所奉行的九品中正俨然便是世家豪族垄断国家的工具，寒门子弟入仕之途闭塞，偶有出头之人也是凤毛麟角。即便出人头地，也是世家豪族的帮衬依托，一旦离开了世家豪族又或是与之对立，其消失在官场的速度只是眨眼间而已。
这般制度在汉朝占据中原之后便完全消失，被汉朝的制度所取代。但汉朝所任用的大量魏晋官员无不是深受此等制度之益，各地士族早成气候，推选官吏，提拔下属虽应汉朝法，实则走的仍是士族朋党的关节。
想一举消除这等影响，恢复选拔人才的公正自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清谈之士无疑便是敲打中原士族的最佳着力点。举朝州府皆是士族官吏，其经典论学毫无隔阂，天下的官吏成为了清谈之风迅速波及全国上下的土壤，其影响可谓相当得大。
听之任之，必酿大祸，铲之除之，可收奇效！
汉帝刘禅有川中的班底，荆州，江南，雍凉收服甚早，只需些许手段便可获得支持。而中原世家孤掌难鸣，本身又是实力大损，别说是汉帝刘禅这般强势的帝王，就算是寻常的皇帝怕也是能够将其压制的。
因此整风行动在火苗被点燃之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的上下州府，因此丢掉官职或是被贬职的大小官吏不计其数。越是精于清谈之人在地方上的名望越是高，在士族圈子中的地位越是重要，选拔人物时的评价越是够分量。
这些人首当其冲的被削职，流徙，甚至杀头，等若除掉了世家彼此相互提携的重要一环！
敲碎了这一环，有此上下蔓延开来，大部分的家族损失的不过是部分精英，可从整体角度上来看，却是失去世家豪族千秋万载的根基所在。等到这成为了一个共识之时，各地的风波都已接近尾声，纵是世家豪族联合在一切，对于这一切也是无以挽回。
大量的空缺职位被刘禅派遣郗鉴等人根据长期的观察以及严格的甄选，在世家豪族以及寒门人士中选拔填补。这不仅打破了士族的利益垄断，更是给予了寒门人士一个重要的信号，朝廷选拔人才不论出身，只看本事！
裴秀之子裴頠在此时也是临危受命，接过了清谈人士首领的重任。与王衍不同，学术经典上裴頠不逊色于王衍，而其所为的清谈则是更加重视现实根据，也便是接近汉帝刘禅所举措的务实之风。
有根有据的从现实出发，做道理上的辩驳，思想上的开拓是无可厚非之事。集思广益之下对于朝政，对于百姓，有何等的帮助也是值得期待。比起王衍所领导的建立在不切实际的“道”来展开辩驳，这般虚空的道理对于现实的贡献可谓寥寥了。
或许道理没有错，但刘禅看的只是贡献，一种风气能否辅佐国家安定，一种风气能否助益国家发展，其中的道理哪个帝王会在意呢？
江南的士族官吏大批的北上，南下，西迁，这是汉帝刘禅与襄王刘动，在杜预，吾彦等人的认同下颁布的政令。划江自居，安逸生活得久了，放足于外开阔眼界总是好的。
离开家族所在地，到外地任职这是一种平衡势力的方法，同时也是互相牵制的关键，无论军政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平衡。大到国家层面，小到乡村亭阁，无不如是。
一番变动涉及了汉王朝的各个角落，想要真正的安稳下来却是不容易的。但大体格局上趋于稳定，细枝末节也不过是磨合的时间长短罢了。
便在这一年，汉帝刘禅决定退居幕后在襄阳休养，而太子刘动则来到了台前，摄政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