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桑哥赶到皇宫时，他发现以前闭门思过的安童竟然也在这里，这让他微微一怔。
在参拜完大汗后，他立刻就又向安童一合十，恭声言道：“小僧见过丞相。”[]
安童只微微颔了一下首，并没有言语，但桑哥的神态上却始终保持着恭谨。
以桑哥之强横，除了帝国的大汗，北元官员中真正令他忌惮的，过去只有两人：一个是真金，另一人则是安童。因为他也很清楚，安童虽然在身份和地位上不比真金，但他的身后同样有着蒙古重臣和儒门双重势力的支撑，更何况他还属于皇亲贵戚。
他通过卢世荣之事还知道，安童当初本不愿意为相，可大汗根本不管，仍然让他坐在这个位子上，由此可以看出大汗对他的看重。这就让他于安童面前，无论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均十分小心。
而安童原先对桑哥并不算太了解，他第一次为相时，桑哥不过就是当时胆巴国师的弟子，并不显露头角。另外，由于被扣押，他实际上又离开了朝廷很多年，所以，后面朝中发生的事、以及涉及到的人，他也不可能全知道。
安童注意到桑哥主要是因卢世荣，卢世荣能入朝为官，桑哥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朝中很多人都知道的。
安童对卢世荣的态度，从开始的“有点道理”到最后的反对，自然有对卢世荣起用阿合马党羽的反感，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儒臣的观点。
因为在“有见识”的儒臣眼中，卢世荣的“不取之于民，而为朝廷增收”论调，简直与当年王安石的“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模一样。但这种观点却被儒臣们嗤之以鼻。
同样是在当年，司马光当着王安石的面，就已表达了儒生们的看法。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从真金对卢世荣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儒臣的“与民争利”观念对他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无论是真金，还是安童，均在事实上接受了卢世荣是“祸国殃民、紊乱朝政之辈”的认识。
卢世荣是桑哥介绍来的，只要稍加了解就不难知道，他这个人同样喜欢“逐利”。安童自然就对他不喜，而且还很有警觉。
圣人有云：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安童必然会与这样的人拉开距离。
这俩人见面后的表现，其实很简单，一个有些冷、一个表现的热，总之，别扭。
可忽必烈却仿佛对此视而不见，他拿起一份奏章言道：“今日找二位爱卿前来，朕要讲的是关于中书之事。”
由于内心里有急迫感，忽必烈在平叛之前，实际上已全面着手整顿朝廷的财政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朝廷体制进行了大的改动。
以老忽的这一把年纪，叶李当初所提之策背后的原因，他是绝对明白的。但为了达到强化朝廷财政管理的目的，他没有顾忌，却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
也就是将各地达到行省、以及朝廷的六部归尚书省管辖，桑哥更被他任命为朝廷的平章政事。
而桑哥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汗御驾亲征前，请旨“检核中书省钱粮之事”。
桑哥如此行径，一是有卢世荣和叶李的看法在先；二是他充分汲取了卢世荣过于缓慢的教训，务求尽可能的早见成效，以堵住众人的嘴。可他更知道，他需要先在朝廷的众人面前立威。
忽必烈听了他的请求，先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言道：“此事汝固当放手为之。”
如果桑哥先搬出其它举措，也许老忽还需要考虑一下，但对于这个请求，他实在是太明白其背后的用意了。因为你无论是讲“检核”，还是所谓的“理算”，它们在这位老人的心目中，不过就是另外两个字，“钩考”。
“钩考局事件”在他的一生中，是如此的重要，就如同岩石上留下的一个深深印记，随着岁月的风化，即使它变淡了，依然有着清晰的痕迹。
真正云消雾散的，是他当年的怨恨，因为在他登上帝国的顶峰之后，他已经、或者说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仅从做法的本身讲，这并非没有必要。
更何况这个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亲临前方平叛之前，如此授权给桑哥，实际上也是他太需要有人来帮他解决帝国的一些问题。
得到了授权的桑哥，的确没让老忽失望，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魄力和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上有一类人常会令有些人不安，那就是做事认真的人；而他们中间最令人可怕的，是既较真、而又真有本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