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懵了，“我什么时候有过狂躁症？”
“三年前。”
“三年前我很健康。”我简直难以置信，“没有过任何不适！”笑话，我要是有狂躁症怎么可能给bauer先生当飞行员！
“请你先冷静。”他抬着双手，不断地压下，希望借由肢体语言让我平静些，“三年前你曾因为进入王武先生的家中盗窃而被警方抓捕，这件事想必你还记得。”
“说起这个！”我更加激动，“是他要求我去取走我送过他的礼物，那根本就是他对我的诬陷！”
“但你非法进入别人的家里是真相，而bauer·lisa及她的两位朋友作证你供述的时间里，你们并没有聊过相关问题。”
“后面不是找到咖啡厅侍者了吗？”
“是找到了，但他的话不能够作为决定性的证据。”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表现得丝毫不清楚，或许是心理医生提出了相关建议，但将你释放的主要原因，是你的私人医生出具了你的狂躁症病例，而且也专程测试过。”
我呆了，“我知道那个测试。”
“结果是你的确有狂躁症，程度还不轻。”
“天哪！”我受不了了，“任何人被莫名其妙地抓进监狱都会狂躁啊！而且我根本没有找过什么私人医生！”
“平静一点，这件案子已经结束了。”
我快气死了，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而没强忍着没有发飙。
当时那件案子是lisa他们黑我，原因可能是我哥哥利用朋友关系收拾了finn。finn叫我到他家去取我送他的礼物，说他的钥匙丢了，门用改锥一撬就开。
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又幼稚，而且对他余情未了，完全不觉得finn会往死里整我，傻呵呵地去开门，然后就被赶来的警察逮住，finn他们又坚持说没有说过这种话，我完全说不清。
后来警察把我放了，说找到了证人。当时我情绪当然非常激动，被收押了三周出来时对这件事完全不想再提，觉得自己又没罪，被放出来才正常，更没有细问过。
我也不想吓到警察，只好沉默。
警察也歇了一会儿，喝了口咖啡，继续说：“同样情况的案件还有第二起，你曾殴打bauer·lisa小姐，致使其左手臂骨折。你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的原因，也是因为狂躁症。”
“这是我的错。”天知道我只掰了一下，她当时好像也没什么事，怎么送到医院就说骨折，“但当时警方也只告诉我是因为证人的缘故。”
“不，人是会说谎的，一个证人永远不可能改变指控，而且他后来还成为了你的丈夫。”警察说：“是因为你的病情，对证人和受害人的话进行参考，依据其他法律条文，最终才做出了只让你赔偿，不提出诉讼的决定。”
“我真的没有病。”我问：“为什么第二次不对我测试？”
“因为你已经有了足够的病例和证人，他们说你经常服用药物，偶尔非常易怒。你的律师认为，即使你在测试时没有疾病，也不能用作对于精神疾病的判定。”
“我的律师？”我懂了。
“是。”
“所以警方已经两次留下我的底，认定我有狂躁症，现在即使到了法庭上，我的话也不能作为证词，对吗？”
“前提是你没有发病的迹象。”
我这种脾气，只要有人激怒我，分分钟就是狂躁症重度。
“那么……我的工作，如果我还想继续做飞行员……”
“恐怕不行。”他无奈地说：“古瑞特先生，想必您也认识，他曾试图申报飞行员名单，但使用你的提议被拒绝。”
我突然有点想哭。
怎么搞了这么久，在警察这有黑历史的会是我？
“不要难过，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从个人感情的角度更加相信你。”他说：“而且你想说的话也可以让别人去说，但我有一件私人的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
“如果可以，我需要一些证据。”他说：“虽然法庭要求的取证手段必须合法，但我至少可以让我的上司理解我的怀疑，从而私下展开调查，直到我们拿到合法渠道的证据，这样就可以对他进行起诉。”
从黑警员的办公室出来后，我依然很想哭。
当初finn跟我分手，我觉得我完了，天都塌了。
后来跟繁盛结婚时，我发现了真相，觉得这辈子没有哪天比那天更痛苦。
然而之前的一切都没有今天这么可怕。
没错，是可怕，而不仅仅是痛苦。
我在我哥哥的保险箱里发现了繁盛的白刀子，这意味着他的死与他们家族有莫大的关系。而他们正好做的就是杀人勾当。
我还发现原来我早就变成了一个狂躁症患者，早就失去了飞行员资格。
难怪我自认成绩还不错，投出去的简历却总是石沉大海。
难怪伟大先生始终都在找借口拖延。
而我无论在bauer先生还是繁盛这边，飞机都是自用，而且他们两个都有权有势，有最好的律师替我找理由。
但如果我想飞民航，根本就不可能。
这两件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程度并不比我肚子里的孩子轻，然而就在这一夜之间，全都破碎了。
我觉得自己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以前总是看不起自杀的人，觉得他们太脆弱，大好的人生，永远都不会断绝希望。然而今天我才理解，人生中总有那么一刻，绝望到让人禁不住地想死去。
我不知道门外有没有可恨的人在等我，也就不想从警察局出去。
坐在休息室，直到一位女警察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我问她借了公用电话，脑子一片空白，失去了所有决断力。先是本能地拨了我父母的号码，拨到最后一位时突然清醒着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