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两世中皇帝陛下都没有从事过农事生产。可在那一世中，红薯白薯已经是“风靡”东西南北，因此对于有关的事情，很多都是耳熟能详。
一天，在乾清宫的暖阁中，皇帝陛下批完了一些奏章之后，接过王承恩端来的香茗，一边喝着，一边看着铜盆中冒出的蓝色火苗，“要是有红薯就好了，”这个念头一出现，鼻端就似乎马上闻到了烤地瓜那浓浓的味道。
于是，将那一盏茶喝尽之后，皇帝陛下又重新回到御案之后，在给徐光启信件的最后，又添上了几句话。
因此，说起来，皇帝陛下也只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当然了，要说皇帝陛下有剽窃嫌疑也不为过，只是这一世绝不会出现有人出面“维权”现象。
陕西省延安府在宋、元时期称延安路，大明洪武二年（1369）五月改为延安府，治所设在肤施，领肤施、凤翔、安塞等9县、另有绥德州等3州，州领7县。
绥德州下辖只有一个绥德县，境内有黄河、无定河和大理河，编户只有十里，因此有足够的荒地可供开垦。
因为时间紧迫，徐光启也无法仔细考察，只能在粗粗检视一番之后，即将绥德州做为此番试点的区域。
所谓试点，主要还是人员的培训。按照君臣事先的筹划，参加培训的人员，一部分是从各地官府调集来的吏胥，一部分就是随同徐光启一路而来的锦衣卫。
吏胥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等情况，可廉洁和忠诚方面大有疑问；锦衣卫的忠诚度无可比拟，可昧于当地民情。两者结合，实在是最佳的组合。
对了，皇帝陛下将这称为“搭档”。
到底是时间实在紧迫，很多事情也只能不得已采取权宜之计。
几天之后，徐光启就从吏胥中挑选了一些看起来人品比较可靠的人员，搭配上锦衣卫就派往了延安府各地。他们的任务，是去组织流民，在划定的荒地开始简单的修正土地。
因为皇帝陛下的圣旨早已经通告陕西全境，大批大批饘粥不继之人已经开始在当地官府附近聚集，要求参加皇帝陛下的“以工代赈”。
而有着皇帝陛下“以工代赈”的护身符，地方官府不能驱散他们的。不仅不能强行驱散，而且还要小心伺候。
为了避免生变，地方官府只好一面好言抚慰，将他们临时安置到早已划定的待开垦的地块，一面又每天安排人维持秩序，并且开设了粥场，让他们勉强果腹，再去做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劳作。
另外还有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陕西周边地区也有很多很多的流民闻听了信息之后，逐渐向陕西境内的官府所在地聚拢。如果不立即着手开始疏导的话，不定什么时候就很有可能发生民变。
在这种状况下，“民变”二字是足可以令人闻之色变的。
要是在自己的治下发生民变，地方官府的罪过可就大了。而且这流民都是被皇帝陛下的圣旨招来的，搭上笑脸和粥场也就罢了，如果还有搭上官帽的风险，那他们可就感到冤枉哀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