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室宫廷御膳不但讲求色、香、味、形的美，而且还非常重视饮食器具的美。色、香、味、形、器是中国皇室宫廷御膳不可分割的五个方面。美食与美器的和谐、统一，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优良传统。
早在中国远古时代，就已出现了陶制的饮食器，并开始注意到它的美观，在一些贵族墓中发掘出的饮食器具上还画有写实意味的彩色鱼纹、鹿纹、鸟纹和蛙纹等动物纹饰，还有各种各样的抽象几何纹。这些线条流畅的纹饰，显示出远古贵族们所拥有的饮食器具所特有的古朴之美。
殷周时期又出现了青铜饮食器具，这些为殷周王室或贵族们所使用的青铜饮食器，其器形纹饰或雕琢，或刻镂，纹样精丽，形制端庄。显示出一种古朴、庄重之美。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王之宴席上，又出现了木雕漆食器，其形制之精巧，纹饰之优美，令人惊叹不已。那么，秦汉以后皇室中出现的金银、陶瓷饮食器，其质地珍贵，工艺精湛，使中国古代宫廷饮食器具的制作水平达到了顶峰。
中国古代皇室宫廷饮食器具的精湛制作技艺和鲜明的继承关系，是世所罕见的。中国古代皇室宫廷饮食器具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
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人类的饮食器具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每一种炊具和食具的问世，都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因为只有当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时，新的饮食器具才能出现，古代帝王饮食器具的制作与使用也离开不这一规律。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还是饭于土簋，饮于土杯，食器的制作停留在陶土质的阶段。到了商周时期，便一跃而进入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王室饮食器具也都以青铜制作。所谓青铜，是指纯铜和其它化学元素的合金，最常见的是铜与锡、铜与铅的合金，颜色呈青灰，因而得名。
在发明青铜以前，王室饮食器具先有一个使用红铜（纯铜）的时期，红铜质软，远不如石器坚硬。青铜比红铜有三大优点，一是熔点低，易于铸造；二是硬度大，可根据需要加减锡、铅的比重，得到不同的硬度；三是溶液流畅，少气泡，可铸精美的花纹。所以青铜的发明对从生产工具到帝王饮食器具而言，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我国古文献中常称商周时代的青铜为金或吉金，吉金就是指精纯美好的青铜。
商周时代，青铜铸造业全部被王室所占有，权贵们用青铜制作鼎以盛肉，作簋或敦以盛黍、稷、稻、粱，作盘或匜以盛水，作爵或尊以盛酒。他们用这些青铜食具“以蒸以尝”，“以食以享”，演绎为权力的象征。下面我们对出土的商周王室的炊器、食器、酒器，择要作一介绍。
炊器 是商周王室煮牲肉、调味和蒸煮黍、稷、稻、粱等熟食的器具，主要有鼎、鬲、甗、簋等等。
鼎是商周王室最常用的炊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于煮肉盛肉。形态大多是圆腹、二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最早的青铜鼎都是仿照陶鼎而制作的，但又具备陶鼎所没有的某些特征，如鼎的两耳一般立在口缘上，目的是在取用鼎时，用钩将鼎钩起。
现已出土的鼎，最小的通高不过十多厘米，如西周的赢□（líng灵）德鼎，最大的通高一百三十三厘米，宽七十八厘米，口长一百一十厘米，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这就是商代后期的司母戊方鼎。该鼎立耳，长方形腹，四柱足中空，所有花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耳的外廓饰一对虎纹，虎口相向，中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侧缘饰鱼纹。鼎腹上下均饰以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作饕餮形，中间隔以短扉棱。鼎腹四隅皆饰扉棱，以扉棱为中心，有三组兽面纹，上端为牛首纹，下端为饕餮纹。鼎身四面的中央部分，都是没有花纹的长方形空白地。足部饰兽面纹，下有三道弦纹，腹内壁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有人认为是“后母戊”三字）。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也是商代王室饮食器具的代表作。它的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是商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很显然，这么巨大的鼎，并非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制作的。根据鼎腹内铭文“司母戊”三字来分析，学术界许多人认为此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在祭祀时用此鼎装一些牲肉等祭物。
司母戊鼎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1948年5月29日，中央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联合举办展览，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可见此鼎在当时为人所重视的程度。后来，国民党曾拟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此鼎过重过大，才不得不打消了这一企图。建国后，此鼎存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此鼎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
大体说来，鼎随着时代或地域不同，其形制也有所变化。商代前期的鼎多为圆腹尖足，也有柱足方鼎和扁足鼎。商代后期尖足鼎逐渐消失，分裆鼎增多。到西周后期，扁足鼎和方鼎基本消失，鼎足呈蹄形。战国至汉代的鼎多为敛口（口沿向内收缩），大多有很短的蹄足并有盖子，盖上多有钮或三小兽。
从用途上来说，商周王室的鼎又分为镬（huò获）鼎、升鼎和陪鼎三大类。镬鼎形体极大，多无盖，用来煮牲肉。《周礼·天官·烹人》曰：“掌共鼎镬”。郑玄注云：“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陈于鼎；”升鼎是把镬中的熟肉放到这一类型的鼎中去动作，这一动作称之为“升”，故名为“升鼎”，也称“正鼎”；陪鼎是升鼎之外的另一种鼎，盛放佐料的肉羹，与升鼎相配使用，故称“陪鼎”。
在古代，鼎还是一种权势的象征。《周礼》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卿“僭越”，用鼎数目逐步升级，诸侯九鼎，卿大夫七鼎。九鼎、七鼎称大牢（牛、羊、豕三牲俱全），五鼎称少牢（只有羊、豕），三鼎只有豕。鼎的多少是“别上下，明贵贱”的主要标志，所以古代文献中记述帝王生活有“列鼎而食”和“钟鸣鼎食”的说法。
鼎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礼器，所谓“礼器”，就是王室贵族在进行祭祀、宴会等活动时，举行礼仪使用的器物，具有浓重的宗教巫术色彩。后世甚至还把鼎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传说大禹收九州之金，铸为九鼎，遂以为传国之重器，所以后世称取得政权叫“定鼎”，国家的栋梁大臣称为“鼎辅”，就好像锅底下的足拱托着大锅一样，其名均由饮食器具引申而来。
鬲也是商周王室中的常用炊器之一。《尔雅·释器》说：“鼎款足者，谓之鬲”。鬲的作用与鼎相似，属于鼎类。最初形式的青铜鬲就是仿照陶鬲制成的，它的形状是大口，袋形腹，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这种奇特的设计是为了使鬲的腹部具有最大的受火面积，使食物能较快地煮熟。商代鬲的袋腹都很丰满，上口有立耳，颈微缩。因为三个袋腹与三足相连，而且鬲足较短，习惯上把袋腹称为款足。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伯矩鬲，是周文王庶子召公奭（shì士）之子为燕侯时，赏给伯矩贝的。
商周时期，鬲也是王室礼器之一，到春秋晚期，鬲已基本上退出礼器的行列。而到战国晚期，不论在祭器或在炊具的范围内，都不见鬲。因此，容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指出：“鬲发达于殷代，衰落于周末，绝迹于汉代，此为中国这时期的特殊产物”（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甗（yǎn眼）亦是商周王室的炊器，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放置食物，下部为鬲，放置水。甑与鬲之间有算，算上有通蒸汽的十字孔和直线孔。青铜甗也是由陶甗演变而来，青铜甗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
商代至西周的甗是把甑和鬲铸成一件，圆形，侈口（口沿向外撇），有两直耳（或称立耳，耳直立口沿之上）。春秋战国的甗是甑和鬲可以分开，直耳变为附耳（耳在器身外侧）。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四足、两耳、上下可以分合的方形甗，有的方形甗上部甑内加隔，可同时蒸两种食物。甗盛行于商周王室的饮食生活中，至汉代和鬲一起绝迹。
青铜食器 是指商周王室盛饭菜和进食的用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簋（guǐ轨）是王室中最常用的食器。铜器铭文中的簋字一般都写作“□”。簋是用来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形体犹如大碗。商周王室在宴飨时均是席地而坐的，簋放在席上，帝王及权贵们再用手到簋里取食物。至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沿袭着这种生活习惯。
陶簋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了，青铜簋是在商代中期发展起来的。簋的形态变化最多，起初是流行无耳簋，大口，颈微缩，腹部均匀地膨出，下承圈足。在此形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器侧装有一双手执的双耳，商代晚期，已盛行双耳簋。西周和春秋晚期的簋常带盖，有二耳或四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加方座或附有三足的簋。战国以后，簋就很少见到了。
现存较著名的青铜簋为西周的“天亡簋”，全器通高二十四点二厘米，口径二十一厘米。侈口、圆腹、圈足、方座。腹附四耳，耳作兽形，均有垂珥，在器腹与方座外部均饰以张口回身的龙纹，圈足部饰变体龙纹带。可见，周武王对龙的崇拜。天亡簋是西周初年武王时期的标准铜制饮食器，它无论在器形、纹样图案、铭文、书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而没有商代王室铜制饮食器那样的流丽和奇饰。
商周时期，簋与鼎等饮食器具的性质一样，也曾作为象征王室贵族等级的器物。据考古发现，簋往往成偶数出现；《周礼》也规定，大牢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少牢五鼎配四簋，牲三鼎配二簋，一鼎无簋。可知，簋的多少也是区别等级的重要标志。
盨（xǔ许）是西周中期王室中流行的食器，也是用来盛黍、稷、稻、粱等。形状为椭圈形、敛口、两耳、圆足、有盖，盖上一般有四个矩形纽，仰置时成为带四足的食器。盨在西周中期出现，至春秋战国时便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