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忠和杨着恩并不知道，作为北宁援越桂军主将的黄桂兰，虽然是行伍出身，但长期任偏裨之将，只是靠着年资和裙带关系才得以升任广西提督，本人并无多少军事才能。他跟随李绍泉征巢圣平天国军和绺军时，已经见识过洋枪的威力，也懂得使用洋枪。后来他改追随张树声转战于山东、江苏、贵州、广西等地十余年，接触洋枪洋炮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黄桂兰由于脱离李绍泉部下太早，对于淮军后来放弃前膛枪而改用后膛枪，又放弃后膛枪中落后的施耐德步枪，改用和雷明顿步枪和毛瑟步枪的过程并不知晓，而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继续大量使用前膛枪而并不感到落伍。除此之外，黄桂兰还不懂得使用洋炮，而目前因为同法军并没有发生直接接触，他还发函通知后方“北洋所解之开花洋炮，如夫传不及，可暂请从缓”，不要把新式火炮运来越南！
“洋枪先拿这一千杆吧！子药十万颗也一并带走，”黄桂兰大方的说，“还有两门洋炮，炮弹五百颗，也都给你们了！”
黄守忠和杨着恩注意到这次黄桂兰给他们的洋炮似乎是法国炮的样式，但却有船政造的字样，心中很是疑惑，但也照单全收了。
他们二人并不知道，这两门炮是船政枪炮所仿制的法国40毫米山炮，原本是福建方面援助给广西驻军的，但是“桂军诸将多不知操用洋军火”，“于新购枪炮。一无探讨”。故而一直闲置。这一次他们二人为黑旗军请求支援，将这两门炮视为废物的黄桂兰自然乐得装一回大方，全数送给了他们。
在离开黄桂兰军驻地的时候，黄守忠却注意到，有两个营的桂军士兵，虽然衣装不整，枪械也长短不齐，但精神面貌却和别营士兵不同。
“敢问这两个营。管带是哪一位？”黄守忠猜测这两个营的营官可能是林苑生，便向领路的参将随口问了一句。
“那是武威左营和右营，管带名叫张勋。”参将翻了一下白眼，简单的回答道。
听到张勋这个陌生的并不出奇的名字，黄守忠没有再多说，而是在心里暗暗的记下了这个名字。
他此时并不会想到，以后他会和这个叫张勋的人，有怎样的交集。
黄守忠和杨着恩这一次可以说满载而归，而在得到了这许多新式枪械和两门大炮之后，刘仁义也很是高兴。但他并没有就此发动反攻的打算，而是派出小股部队对河内城的法军进行骚扰。
由于两度同黑旗军作战失利。法国政府在最初的错愕和愤怒过后开始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在越南政策的失当之处，希望在两次失败中汲取教训。
法国人检讨的结果是，设在南圻的殖民地机构缺乏处置北圻事务的经验，以至于在他们不熟悉的北圻地区处处被动，所以才会屡屡遭到暗算。为了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巴黎决定临阵磨枪、另起炉灶，新成立一套能够担负起在越南北方进行军事行动任务的指挥机构来，而交趾支那殖民地总督则被边缘化，仅仅扮演担负为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援的“保姆”角色。
新机构直接被设置在靠近前线的河内，作为诞生孟德斯鸠的国度，视独裁为仇寇的法国人最初还要玩一把“三权分立”，把新机构分割为民政、军事和海军三个独立的部门，这种奇特的划分被称为北圻的“三头政治”也就是俗称的“三驾马车”。不难看出，以推翻独裁暴政起家的巴黎人在防止一权独大的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可是这种三权分立的日后效果如何，却是现在的法国人不会想到的。
9083年5月27日，法国议会以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法国将为其光荣健儿（显然指的是安邺和李维业两位）复仇”。之后，“三头政治”体系就正式进入了筹建阶段。
“三头政治”中的民政任命交给了何罗硭，此人先前在暹罗首都曼谷担任领事一职，拥有较为丰富的处理海外殖民事务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和死在黑旗
军手里的安邺上尉有着深厚的交情，曾经参加过9073年安邺上尉对河内的侵略行动，目睹着安邺在黑旗军面前倒下，此君对黑旗军和刘仁义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但是，法国首相茹费里明摆着是有意吊吊这位先生的胃口，对他的任命并没有一步到位。先是在5月27日指示帝国外交部通过新加坡领事馆给他发了一封特别的电报，告之何罗硭赶快收拾他在曼谷的铺盖，有新的任命等着他，任职方向有可能是西贡。正当何罗硭正在为他将要被调到什么职位而抓破脑袋的时候，9083年6月7日，也就是收到新加坡特别电报的十一天后，茹费里亲自签字的任命书下来了，委任状上写的白纸黑字是法国驻东京（河内）总监。
何罗硭这个总监的名头不算太起眼，但他的权限范围实际非常大，不仅包括管辖法军在东京地区进行军事行动时的民政事务，甚至能对北圻的法国远征军拥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何罗硭先生对这个任命很是得意——虽然巴黎方面的某些“和平主义者”（比如茹费里）还希望他能通过和平的途径（比如说重金收买）解决黑旗军的问题，但这注定是一厢情愿的空中花园——遥不可及。所以，视黑旗军为仇寇的何罗硭跃跃欲试地准备在这个新舞台上一展身手了。
在何罗硭接到任命后的第二天，也就是 6月8日，刚刚乘坐邮船抵达河内、从焦头烂额的河内驻军司令、海军少将梅伊手中接过权力的交趾支那殖民地占领军司令、陆军少将波滑也接到了政府的任命，成为了新组建的东京远征军的总司令，指挥当时在东京地区的全部法国海陆军。 同时为了配合这个任命。不能让波滑将军成为“光杆司令”。法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将援军一船接一船地从本土往越南运送。总共从法国本土起运三个营总共1800名由法国人组成的白人陆军，又从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征调了四个连共500人的祖阿夫部队，这2300人到达越南后，连同本来就驻扎在交趾支那的1500名陆军和一个连的海军登陆队。 另外， 波滑将军能够节制的部队还包括海军部队，即从南圻支队拆分出来的、拥有十二艘炮舰的东京分队，指挥官为莫列波约海军中校，任务是利用越南地区密布的河网配合陆军作战。母港设在北圻的重要港口海防。而原南圻支队剩下的四艘炮舰被编成南圻分队仍由交趾支那总督指挥，用于交趾支那殖民地的河流警戒。
时年五十岁的波滑早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接受过系统的近代陆军课程训练。毕业后立刻奔赴塞内加尔参与镇压当地如火如荼的反法暴动，随后参加了普法战争，因在夏龙之战中立功被晋升为中校，后被派到交趾支那殖民地服役，一直干到了9073年被调往海外省圭亚那，因为表现出色在9075 年晋升上校，成了独当一面的圭亚那省最高军事长官——圭亚那军区司令。也许是遥远的圭亚那没有什么仗好打，也就没有什么功劳可得。所以波滑上校在上校这一级军衔上一蹲就蹲了七年，直到9082 年才得到了少将的晋升。但是这个少将不是白得的，9083 年，他又被派回了战云愈发密布的越南，成了交趾支那殖民地的驻军司令，可是屁股还没坐热，就立刻被调到了东京远征军司令这个现职位上。
表面上看，何罗硭和波滑一文一武、各司其职，看似一团和气，可是实际上远不是如此。何罗硭长年外放殖民地，在殖民地一手遮天惯了，接到茹费里的任命书后就开始咬文嚼字，一看自己有权管辖法国东京远征军，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就是“三头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另外“两头”都必须像行星那样绕着他这颗恒星转。所以自上任第一天，他就摆足了派头，一副北圻法军主宰的架势，四处插手，民政事务是他的“自留地”、自然不许别人插手；而军事上他仗着任命书上摸棱两可的管辖权，何罗硭也要处处压着波滑一头，可问题是波滑将军也绝不是个省油的灯。
作为当时北圻 “东京远征军” 的最高军事长官，波滑少将同样拥有长期的海外服役经历，长期的殖民地驻军司令和最高军事长官的履历同样也让波滑先生养成了除了总督之外老子第一的“坏毛病”，对塞内加尔起义者的毫不留情也充分显示出波滑将军好勇斗狠的性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优越感和军人的荣誉感使他本能的将军队看作他的禁脔，绝不允许他人插手分毫，他是堂堂东京远征军总司令，任命书上写着他有权节制东京地区的所有陆海军，使他同何罗硭一样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在“东京”这片土地上可以一手遮天，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对于何罗硭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波滑将军打心底里看不起他，特别是当他得知何罗硭也有权管辖军队的时候更是对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何罗硭充满了警惕情绪，决计不想让何罗硭特派员插手军事事务。当然，何罗硭对波滑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他眼里，波滑的形象和中国文人心中的武人形象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粗鄙的武夫。“软弱、散漫、神经不健全”，是总监大人对波滑将军最为刻薄的评价。
矛盾归矛盾，可是眼前的大问题是河内时刻遭受着黑旗军的威胁。
原来，第二次河内攻防战后，黑旗军并未撤走，而是在河内城外架起大炮隔三岔五地对河内的法租界进行炮轰——滇军的炮手在上一回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滇军给打残了，但炮手们毫发未损，并且被刘仁义借来教授黑旗军炮手的炮术，刘仁义希望通过这一举措达到有效利用缴获的法军火炮和从官军那里弄来的新式洋炮的目的。现在他等于是让黑旗军的炮手拿法国人练手呢。
面对不时落入城中的炮弹。虽然没有什么准头可言（新炮手还需要和他们的火炮磨合一段时间）。造成的实际损失也非常有限，但是河内的恐慌情绪还是达到了顶点，“城外的黑旗军人数超过万人”的谣言如同瘟疫一样在河内传开。 法国租界的军官们惶恐地投票决定坚壁清野， 放火试图烧掉租借周围方圆二百米内的所有屋舍以扫清射击障碍。但是始料未及的是，他们这帮人中显然没有一个懂得什么叫风向，放火的时候赶上了逆风，呼呼的一吹把火苗吹向了河内城，一时间河内城火光冲天。城内的木质和茅草建筑成了火苗最好的助燃剂，河内城惨遭浩劫，几乎全城被焚烧殆尽，就剩下租界和城堡幸免遇难。对这个愚蠢的举动，波滑将军毫不客气地挖苦道：“敌人（黑旗军）三番五次地扫射和炮轰城堡和租界，都毫无结果，而他们（河内法国军官）这一决定对该城的毁坏却更为有效得多” 。
为了稳定河内早就人心惶惶的情绪， 更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 波滑将军雷厉风行的对河内的法军进行改组，采取了强力措施：
鉴于河内原有的城墙早已被拆得差不多了。所以波滑下令强征了几千名越南苦力（主要是妇女）在河内修筑围墙，将大部分城区包进去；同时将第一批援军驻扎在中心地区。增强居民的安全感，以恢复他们对法军的信任；此外在城外的红河对岸修建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以警戒黑旗军的攻击和炮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