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过一个多月令大明军民有点心惊胆战的缉拿和押送。“ 事件涉案主犯同犯者总计三百一十一人全部集中到了南京，然后一场大审判于七月二十日开始拉开。做为六一一事件受害者，刘浩然没有批示从快从重处理，而是要求进行一场公正、公开的审判。
原本这种通天大案按照前朝惯例应该由都察院起诉，按察院直接审理，可是按照大明律制做为最高检察机构都察院和最高司法机构一按察级的金察御史和按察使所领的全察御史官署和按察司也没有初审权，只有检察复核权和复审权。
没有办法，都察院都察御史们和按察院按察总使几经商议，最后指定南京应天府东区巡察御史官署担任公诉人，东区通判署审理此案件。
为了审理好这件惊天大案，应天府金察御史官署和按察司从下属的中区、北区、南区巡察官署和通判署调集了大批精于律法的巡察御史、监察御史和通判及判官，暂归到东区含察御史官署和通判署。值得一说的是南京应天府是省一级的行政机构，应天府和北京顺天府、东京承天府一样直接下辖各县。但是做为司法机构的按察司和都察院却不能这样省略，他们必须还要考虑到司法程序完整的问题，于是便多设了一个。中间司法级别一区。中区下辖南京城所在的江宁、上元两县，东区下辖句容、龙江两县，北区下辖江北的六合、江痈两县，南区下辖漂水、漂阳、高淳三县，西边由于紧挨着安徽省，没有下辖县，于是就没有设西
。
两大司法机构做好准备了。可是一个大问题却出来了。按照律制，胡从宪、张子美这些逆贼应该有辩护律师。这可是谋逆弑主的大案，有哪位律师敢出来为这些逆贼辩护？尽管大明律师的思想已经很超拼了，但是还没有超前到那种地步。
不管东区通判署如何指定，但凡被指定的律师无一不是“突染疾病”又或者是“不小心受伤”总之就是不能当堂做辩护律师了。这下东区通判署可抓瞎了，按照律制。被告没有辩护律师是不能开庭进行这种刑事审判的，可是不审判行吗？全天下人都睁大着眼睛在看这件案件的审理。
最后还是刘浩然出来发话了，他在大明邸报上发表了一封致律师的公开信，言明在大明新法制下，一个疑犯，哪怕天下人都知道他罪大恶极，但是也有权让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这是法律赋予大明每一个子民最基本的权利和保障，因为在按察法司判处其有罪之前，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他是无罪的，这就是法律的尊严和公正性。律师做为以法律为生的一群人，自当比其他人更有责任去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性。
刘浩然这封信在大明掀起巨大的波澜，以前大明百姓只是在司法宣传和教育中听说所谓的法律尊严和公正性，但是没有多少人去确切体现这种尊严和公正性。现在刘浩然的这封信等于公开指明了这种尊严和公正性，最重要的是在谋逆弑主这种惊天级大案中依然还要强调法律的尊严和公正性，这使得大明百姓切实体会到法律和法治的意义。
有了刘浩然的号召，六一一大案所有疑犯辩护律师的最低人数总算是凑齐了，东区通判署松了一口气。开始有序的审判。
首先是主犯胡从宪、张子美和陶希言的分庭审判，虽然陶希言已经自杀，但是必须对他的罪行做出一个判决，不能说是人死账就了了，所以他的审判等于是“被告缺席”审判。但是他的辩护律师也算是比较专业，和胡从宪、张子美的辩护律师一样，不是单单做一个认罪减刑辩护，而是毫不客气地从巡察御史官署列出的各种证据着手，引用各种法律条款，质疑这些证据的合法性，算是彻底为这些逆贼做无罪辩护。
这些辩护律师表现得如此犀利，是由于刘浩然在开案前公开接见他们，鼓励他们遵守律师职业操守。用实际行动去捍卫法律的尊严和公正性。
不过巡察御史官署提供的证据太多和确证无误了，这些证据有胡从宪等人密谈的记录和人证，有其他疑犯的供词，有收买从犯的人证和物证等等，这其中很多隐秘的证据都是侍从司情报科收集的，但是这个机构现在不便于露面，于是便成了法务部调查局的功劳，倒是让它在大明百姓中露了一把脸。
不过辩护律师也不是吃素的。敢来当逆贼疑犯辩护律师都不是什么愣头青，多是有经验的律师，他们从证据的合法性，供词是否有严刑拷打嫌疑等多个方面与巡察御史署争锋相对。当然了，能够担任此案公诉人的巡察御史也都是有与律师多年“斗争经验”的老鸟，早就做好了一番准备，虽然在某些方面被驳倒。但是总体上整个案件审理还是有序地进行下去了。
大明百姓通过密切跟踪报道的各种邸报倒是像看了一场大戏，能够到现场出席公开审理的普通百姓并不多，毕竟法庭只有那么大。还需要分配一些席位给资政院的资政大夫和采风“记者”所以邸报是广大百姓能够了解案件审理过程的最主要渠道。而邸报在报道这件案子审理上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全数如实报道，顶多加一些律师的司法注释，一点“个人意见。也不敢加。这可是谋逆弑主的大案，谁敢在里面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