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章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博古又写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社论，提出“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为此“要用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不仅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还要有记者的品质”等等，这些话在延安是黄莺第一声，现在重读也极耐人寻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博古又写了社论《从五个W说起》，这是讲解新闻写作的五个要素的经典著作，讲述了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
在博古领导下，党的新闻出版大军学马列、勤读书、钻研业务的好风尚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逐步形成。报社与新华社的干部，在建国后都在中央与省、市、区担任宣传与新闻战线的领导工作，穆青、吴冷西、李锐、郁文、赵守一、林默涵、刘祖ūn、缪海棱、王揖、杨永直、高扬文、周立bō、陈学昭、白朗、黄良、吴文焘、陈适五、陈企霞、冯牧等都是报社与新华社的编辑与记者，报社、新华社是延安出干部最多的机关之一。
博古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博古少年时家境清贫。其父不得不将城中耆英里的祖遗老宅卖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居住。秦宅宽敞，始建于清光绪末年。秦邦宪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进三间平屋，面积为八十九平方米，石库墙后背装饰有砖刻“进德修业”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秦邦宪和弟邦礼、妹邦范，在母亲朱氏抚育下生活、读书。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零年，秦邦宪在此居住了四、五年，先后就读于秦氏公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iǎ。随后，秦邦宪赴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学校、上海大学读书。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一九二六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零年五月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iǎ报》。一九三一年一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四月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九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组成，他是主要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根据地，五月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 剿”时，他和李德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曾经发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的口号。主张是学习苏联先占据城市，而不考虑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情况。）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十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任苏维埃中央政fǔ西北办事处主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协助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三七年一月新华通讯社建立，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国共谈判。一九三八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来长江局撤销，成立南方局，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一九四零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一九四一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延安整风期间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检查。一九四五年六月，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业协会议宪章审议iǎ组的工作。同年四月八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叶ǐng、邓发。
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一月，秦邦宪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三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最高统帅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干将，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站在***一边。
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
博古是中共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
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庆飞延安，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一九零七年诞生，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担任过党中央的书记，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与王若飞、邓发、叶ǐng等十多位同志和先生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在西安停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机上放了炸弹，飞行途中又遇雨雾，飞机mí失方向，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被党中央称为“四八烈士”，那时博古年仅三十九岁。
但是，要真实而完整地说清楚博古的历史，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对于**所作的贡献，书刊与媒体介绍的甚少，如在中央苏区4四次反“围剿”，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上前线打仗，又作了这四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这重大的史实在今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一书中才首次披
一九三一年，博古二十三岁时，在上海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这时党中央遭到破坏，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这时党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量，在上海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总负责。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共产国际批准上述任命。博古担任这个职务是临危受命，服从分配，并且合法的。延安整风时，我们副刊部的同志曾向博古请问过这一情况。博古说，他当时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他还提出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党的负责人原称书记，这时为什么称“总负责”呢？因为卢福坦曾想当书记，远东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他担任。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fǔ工作”，“十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fǔ由***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安排到政fǔ的最高岗位。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四人未经中委选举，但五中全会政治局常委（有时也称书记）的名单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并有所增减的，手续不完备，但合法。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这就是博古负总责的时期，这时期犯过路线错误。博古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在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能不开始长征。服从多数而错失其间，一九三三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不赞成与福建合作，导致十九路军被镇压，第五次反围剿错失良机，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博古负总责时犯过路线错误，但在任用干部上做过好事，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以前，中央秘书长是由邓颖超担任的，她患肺结核辞职，十二月十八日后，改由邓*平接任，邓*平以此职务参加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夏邓*平到部队，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改由刘英接任，这是许多相关的人都证实了的。 其实，博古参加四次反“围剿”已经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
遵义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1．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2．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3．常委再进行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