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二章
同时，党中央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都jiā给高岗主管。高岗以为主席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中央政治局中人细细数来，无论资历，还是才干，总理一职，舍我其谁也？他认为，自己yù攫取更大权力的阻力和障碍首先来自刘少奇，现在搬掉这个障碍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想，这个新税制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bō搞的，薄一bō能担得起这副担子吗？他后面还有人，那就是刘少奇。众所周知，薄一bō是华北局出身，很受刘少奇赏识。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饶漱石唯高岗马首是瞻，一唱一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经他们一搅和，一些人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休，非得要薄一b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方肯罢休。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只得向主席汇报主席说：“薄一bō可以不检讨了，你的会议结论难做，可以“搬兵”嘛把陈云、*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云从北戴河赶了回来，邓老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都在财经会议上讲了话，表示反对过分打击薄一主席也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薄一bō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这样，全国财经会议才走上预期的方向。同年九月、十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工作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攻击一直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大搞“批安刘”。高岗为了搞垮刘少奇、周恩来，散布所谓“军党论”，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为此，他游说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此时，林彪正在杭州养病，高岗见到林彪，一口一个“林总”，口口声声说主席支持他来主持政治局，让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谈话中，他向林彪讨好说：“我坚持向主席建议，林总当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因为，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林彪以自己的身体有病为由，提出不要再提这个建议了。至于党内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林彪一摆手：“你身体好，那就你干吧。”
紧接着，高岗来找陈云，他对陈云说：“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我一个。”陈云笑了笑反问：“我那一个可不敢当。不过，你是想**还是想做官？”最后，他找到邓老，又以高官厚禄相利取得他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邓老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yīn谋斗争的转折点主席在听到邓老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陈云、邓老向主席反映问题后的一天主席对罗瑞卿说：“你知道有些人搞yīn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我告诉你，搞yīn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也扔到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席因休假没有出席会议，这是历次党中央全会中主席唯一的一次在党的重大政治斗争中不出席的会议。二月十日，四中全会就要结束了。陈云的讲话对高岗震动极大，他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显而易见，陈云在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表示高岗的检查“还不完全，还不深刻”。尽管周恩来在讲话中是不指名地批评“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独立王国”等，可是，高岗总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感觉。最终，他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主席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
二月十七日，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上演自杀闹剧，骗取值班警卫矫洪良的手枪，自杀未遂。
高岗自杀未遂，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成立专管教组，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担任组长，负责对高岗实行管教。高岗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想，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来两颗安眠速可眠胶囊，服后便安然入睡。醒后，他想，这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最无痛苦的方式。于是，他开始暗中ī藏安眠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高岗向中央jiā了《我的反省》，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有“批薄讨刘”的企图主席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半，李力群已经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他坐起来，mō出一大把ī藏的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他下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二十分。早上八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家梁的房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赵家梁冲进高岗卧室，mō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高岗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十点十七分，抢救停止。
一九五四年主席和党中央揭lù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揭lù和批判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时主席对高岗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当时主席有两个心情，一是认为在党的高层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明建国后，我们的一些干部、尤其是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开始争权力、争地位了，这使主席在震惊之余十分恼怒。二是他过去一直十分相信高岗，可是高岗却在背后搞yīn谋。正如主席后来所说的，他“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主席自己感到，他对出现高、饶事件，是有责任的。
尽管主席对高岗分裂党、搞yīn谋的问题十分气愤，也很恼怒，但他出于对干部的爱护之心，还是要挽救高岗的。由于高岗拒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yīn谋的问题，迫不得已主席只好决定将批评高岗的范围扩大，在中央全会上公开批评。但扩大归扩大主席最后还是要挽救高岗的。而高岗却死心塌地，对抗组织对他的批评、帮助和挽救，还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以自杀行为表示他的对抗情绪。二月十七日高岗自杀未遂。
主席得知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后，十分关注这件事。他指示中央有关部对高岗要特别保护，还同意了周恩来做出的对高岗实行隔离审查的意见主席和周恩来都是出于对高岗的一片好心，怕他再出问题。隔离审查，就是为了保证高岗不出危险。隔离期间，对高岗的待遇是十分好的，他不但在生活上仍然保持国家副主席的水平，而且还照样阅看中央文件，各种书报。为了和缓一些主席还决定，批评、帮助高岗的座谈会停开一天。后来接着开的座谈会上，大家对高岗批评的口气也放得轻松了一些。大家着重于分析和帮助，上纲的说法少了许多。座谈会后，中央决定让高岗停职反省，在家里写书面检查。那时，中央也没有向全党传达高岗的问题，在中央内部，对高岗批评的调也逐步降低了。
按照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高岗在延安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一九三三年七月率领骑兵团近两千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jī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三四年一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一九三四年五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一九三六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一九二五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一九三三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一九三四年十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主席“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主席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主席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就看不见了。”然后主席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iǎ，然后才能够消灭主席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iǎ，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格特点，他说：“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三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漫。”“一九四二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